方励之：牛顿的水桶1687-2011

方励之·

绝对的转动

经典物理的开山之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发表于1687年。书中，牛顿第一个讲到的物理实验是水桶实验。

牛顿说，用一根长的软吊绳提一桶水，把吊绳拧成麻花状。如果你握住吊绳，不让麻花状的绳子松开，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水面是平的。突然放开手，麻花开始放松，吊绳旋转，水桶也随着吊绳旋动。最初，桶中的水并不转动，只有桶在旋转，桶和桶中的水有相对转动。慢慢地，水被桶带动，也开始转动。最后，水和桶一样转动。这时，水和桶之间又是相对静止的，不转动的。但水面却呈凹状，中心低，桶边高。牛顿爵士特别说“ I have experienced”。他亲自做过这实验。

这个实验很容易，任何有水桶和软绳的人都可以试试。我也多次做过这个实验。 1957 冬 - 1958年春， 我在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村下放劳动。天天要用软吊绳的桶从约十米深的井中打水。水桶的姿态只能用软吊绳控制。没有十天半个月的练习，是学不会水桶姿态控制的。结果是，任凭你让吊桶十五次七上八下，每次提上来的水，大多不过是半桶水，而且在旋转。常被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农（其实不老，同我年龄相仿，但农活经验老道）笑话：“哈哈，半桶知识分子……”。半桶正好作牛顿水桶实验。牛顿爵士当年可能也在苹果树附近的井中打过水，所以，“I have experienced”。

水桶实验的关键是揭露，有两种“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状态。最初（第一状态），绳被放松之前，“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水面是平的”；最后（第二状态），绳被放松一段时间之后，“水和桶之间又是相对静止的”， 水面却是凹状。两种状态中，水和桶之间都是相对静止的，但水面却不同，前者平，后者凹。引起牛顿的疑问，为什麽？

为此，牛顿问一位“聪明人”:“为什麽桶中水面有时平，有时凹？”

聪明人答：“这个问题简单，转动时水面凹，无转动时水面平。”

牛顿反诘：“不对吧。你看水桶实验，在第一和第二状态时，水相对于桶都是无转动的。但水面可以是平的（第一状态），也可以是凹的（第二状态）。”

聪明人觉得这个问题也不难答：“虽然在第二状态水和桶之间相对无转动，但实际上水和桶同时都在转动，它们并不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只是相对无转动而已。所以，水面是凹的。”

到要害了，牛顿的兴致来了：“那就是说，转动必须分成真正的无转动，和相对的无转动。只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水面才平。有相对无转动，没有真正的无转动，还不行。”

聪明人只能同意了：“应当是吧。”

牛顿再追问：“那，谁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

聪明人意识到这是难题，只能碰碰运气了：“水井就没有转动呀！水井就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

果然被牛顿抓个正着：“哈哈，聪明的朋友，水井建在地球上。如果水井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地球也应当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这不就同哥白尼学说矛盾了吗? 地球的自转一天一圈，公转一年一圈，虽然比水桶的旋转慢得多，但也是在转动呀。”

聪明人语塞：“……”

牛顿紧逼：“再想想，什麽东西在真正的（或绝对的）无转动状态？”

聪明人想：是太阳？不对，太阳也有转动。是银河系？（牛顿时代，尚无银河系结构概念）不对，银河也有转动……

聪明人已无招架之功了：“牛先生，还是请你告诉我们答案吧。”

其实，牛顿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牛顿的过人之处，在于敢大胆假定他自己也没有见过的东西。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里假定，“绝对空间：其自身特性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处处均匀，永不移动”。“永不移动”的东西当然是不会有转动的。所以，“绝对空间”是在绝对的无转动状态。尽管，谁也没见过“绝对空间”。

这样，水桶实验的一个自洽的解释是，只当桶中水相对于绝对空间无转动时，水面才是平的，否则是凹的。

马赫的解释

一百多年后， E. 马赫 （1838-1916）强烈反对牛顿的解释。主要理由就是，牛顿的假定 —— “当桶中水相对于绝对空间不转动时，水面才是平的”—— 是无法实验检验的，无法证伪的。谁知道如何观测“绝对空间”？

马赫提出的解释是，如果桶中水相对于整个星空背景无转动，水面是平的。当水相对于星空背景有转动时，水面是凹的。马赫的解释中，不需要绝对空间。表面看，马赫似乎只是用“整个星空背景”替代了牛顿的“绝对空间”。但二者有很大不同，马赫的解释是可以检验的。人人都看得见“星空背景”，而看不见“绝对空间”。

人类很早就以星空背景作为位置和方向的基本参考系。无论是在陆地上旅行，或在海上航行，星空背景都是有效的导航者。（南邢郭村是一个很孤立的小村。如果在无月夜去其他村，必须靠星空辨识方向。否则，在四面漆黑的平坦的田野上，很容易走失方向，严重者走成鬼打墙的圈子。所以，老农警告：“阴天夜不出行”。）

表面看，马赫的解释似乎与星空导航相似，实则有很大不同。导航参考系是运动学（位置和方向）问题，而马赫解释赋予星空背景特别的动力学性质。他说，水面之所以变凹，是由于星空背景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动力学。马赫还设计了一个“手臂实验”，类似牛顿的水桶，证明他的动力学解释，大意是：

“你站在星空下的一块开阔地。如若你的两个手臂自然地下垂在身体两边，这时你看到的遥远星空（相对于你）必是不转动的。然后，你设法让自己以身体为轴，快速自转。以致你的两个手臂不再自然地下垂，而是向两边分开。这时，你会看到，整个星空（相对于你）在快速地旋转。”所以，用你看到的遥远星空是否旋转，可以区分两种状态“手臂自然地下垂”和“手臂自然地向两边分开”。“手臂自然地向两边分开”是由于旋转星空对手臂的作用。

手臂实验要比牛顿水桶实验还难做。谁能让自己快速自转，以致手臂都不能自然下垂？芭蕾舞演员也难于做到。用芭蕾舞者的裙子在旋转时张开的角度，似可行。

不过，马赫的解释的确可以极精确地验证，无需牛顿的水桶，芭蕾舞者的裙子，而是用陀螺。陀螺的最基本的动力学性质是它具有转动惯性。物体惯性的基本动力学性质是：在没有外界干扰时，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转动惯性的基本动力学性质是：在没有外界干扰时，陀螺的转轴方向保持恒定，它的指向是不变的。

按马赫的解释，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的指向，应当相对于星空背景无转动，亦即，

“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指向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

各种飞行器上的惯性导航系统，就是根据陀螺的这个性质。当飞行器转向时，惯性导航仪中的陀螺轴指向相对于星空保持不变。所以，不必看星空背景，只要看陀螺，就可以度量飞行器相对于星空的转动。

再回到牛顿水桶。如果把牛顿水桶和导航陀螺两者放在一起，让陀螺轴垂直于吊绳，按马赫的解释，当水面是平的时，水相对于陀螺轴一定无转动，当水面是凹状时，水面相对于陀螺轴必有转动，这也可以实验验证。至此，在马赫解释里，陀螺，水桶，芭蕾舞旋转，星空背景等之间的关系，都得到自洽的说明，而且有实验支持。

爱因斯坦的“颠覆”

如果“无转动状态决定于星空背景的作用”，那末，逻辑上就不能否认个别星体也会对动力学无转动状态有作用。因为，星空背景是由个别星体构成的。当然，整个星空背景包含大量星体，其作用可能比个别星体的作用大得多。

不过，个别星体的作用是否可以忽略，不能想当然，而应由定量的理论估计。

马赫也意识到，他的解释必须有动力学理论支持。他曾企图建立动力学理论，定量解释“水面之凹，是由于水与星空背景在相对转动时的相互作用”。但不成功。

爱因斯坦于1915年建立广义相对论。

1916 - 1918 年就有人注意到，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无转动状态不仅取决于星空背景，也决定于个别星体。

如果有一艘飞船飘浮在太空里，它距离所有星球都很远。这时，太空飞船里的导航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是不转动的。如果飞船离一颗星体太近，按照广义相对论，导航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是有转动的。结论是：

“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指向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在星体附近不再正确。陀螺导航的根据被“颠覆”。

“颠覆”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星体的质量和转动。如果飞船飞到一个快速转动的大黑洞附近，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会有很强的转动。这时，不能再用它导航。

幸好，地球的质量不大，自转（一天一圈）也慢。“颠覆”效应很小。在近地空间的飞机和卫星，仍可以用陀螺导航，广义相对论只带来极小的修正。修正有两项：

1。测地漂移：地球质量引起的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1916，W. de Sitter [1]）；

2。惯性参考系拖拽：地球转动引起的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J. Lense 和 H. Thirring [2] ）。

在地球上空一千公里以内的导航陀螺，测地漂移大约是每年千分之一度（角度，下同）。惯性参考系拖拽大约是每年十万分之一度。

所以，如果你乘的飞机是Airbus 380 （其中就有由激光陀螺构成的惯性导航系统），那怕飞行一整天（24小时），飞行距离两万公里。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带来目标偏差，分别不大于1米，和1厘米。导弹的飞行时间短，飞行距离小，广义相对论的修正更小。

历时48年的“水桶”实验

今年（2011）五月底，物理评论通讯（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发表了一篇短文，只有五页 [3]。它报告了Gravity Probe B 实验的最终结果。Gravity Probe B 实验的目的是精密测量地球附近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以定量地检验广义相对论。Gravity Probe B 的主要装置是，一台极精密的陀螺仪放在一颗卫星上。卫星的轨道为圆形，并经过地球南北两极上空，离地高度642公里。它测量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按广义相对论计算，在这个卫星上陀螺轴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分别是每年千分之1.8度，和每年十万分之1.1度。

Gravity Probe B 由斯坦福大学C. W. F. Everitt教授主持 。这项实验历时48年（1963 - 2011）。前45年 （1963 - 2008），由美国宇航局（NASA）支持。它是美国宇航局支持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共耗资 7亿5千万美元，亦即，五页的文章，每页平均耗资1亿5千美元。美国宇航局于2008年停止支持。近三年（2009 - 2011），是由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一位王子 —— 在斯坦福大学获PhD 学位 —— 在沙特王国找的钱。

尽管Gravity Probe B耗费的时间和财力巨大，其结果并不理想。按原来宣称的目标，Gravity Probe B 能给出精度达0.01% 的测地漂移数据，和精度达1% 的惯性参考系拖拽数据。而最终结果的精度只分别是 0.28% 和 19%。比预期的精度差十倍以上。 因此，引来不少微词 ，“花钱太多了……”。

不完全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主持人低估了技术上的困难。技术的关键之一是陀螺的稳定性。我认识Everitt教授，他年纪长我两三岁。80年代初期，Everitt访问过中国。那时Everitt 正雄心勃勃招兵买马，因为项目进入工程阶段，需要工程人员。Everitt曾问我：“你认识不认识搞陀螺的中国工程专家，有好的给我推荐。”我说：“试试看”，我知道七机部里有人研究陀螺技术。但是，Everitt 回美国后不久，就来信说：“不必找了，美国防部不同意找中国陀螺专家，因为陀螺是军事技术， 不能让中国专家介入。”

美国防部的戒令，后来好像废了。Everitt 的团队里，有中国学生。可能因为 ，美国防部认识到，Everitt 要做的陀螺，难有军事应用。Everitt 等在他们的论文中一开始就写到，他们需要的陀螺的稳定性要比现今最好的导航用陀螺高一百万倍！Everitt要测“每年十万分之1.1度”的转动，那末，陀螺的不稳定性至少应当小于每年百万分之1度。而Airbus 380上用的激光陀螺的不稳定性，不会小于每年1度。所以，它比Everitt 等的要求——小于每年百万分之1度，要差一百万倍以上。（物理和天文前沿实验用的仪器，其精度，一般都比民用和军事设备高。许多高精度技术，是物理和天文前沿实验的副产品。）

我在Everitt的实验室看过他的陀螺仪原型。它由4个乒乓球大小的水晶球构成。球的每个方向上不得与理想球面有40个原子厚度以上的偏差。球的表面再镀以鈮。4个水晶球都放在液氦的低温（1.8K）环境里，几乎没有热噪声。在此低温度下，鈮成为超导体，当镀鈮水晶球转动时，会产生磁场。磁场的方向就是陀螺的轴的方向。Gravity Probe B即测量磁场方向相对于背景星的转动。

虽然Gravity Probe B不完全成功，Everitt 等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仍是功不可没。它是第一次在近地空间，用陀螺直截了当地证伪了“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的轴指向背景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其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理论预言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

下一轮的“水桶实验”

今年（2011），意大利空间局将发射激光相对论卫星（Laser Relativity Satellite [LARES] ）。计划费用为4百万欧元 。其目的是要将惯性参考系拖拽测准到 1% [4]。LARES 不用陀螺仪。LARES 的轨道本身就是一个陀螺。（同行们正在 关心，意大利债务问题是否会影响这个项目）。

等着瞧，四百多年的牛顿水桶，还在转。

参考文献

[1] W. de Sitter ,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77, 155, (1916)

[2] J. Lense and H. Thirring, Phys. Zeits, 19, 156, (1918)

[3] C. W. F. Everitt et al. Phys. Rev. Lett. 106, 221101, (2011)

[4] I. Ciufolini et al. Space Sci. Rev. 148, 71, (2009)

2011, 9. Tucson

朱学渊：“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

图一、上古华东

图二、境外那乃人的鱼皮衣

图三、我们的同类——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摄于二十世纪初）

·朱学渊·

之于华夏来说，女真、蒙古、突厥至关重要，但中国学术对这三大民族的认识没有基本的线索。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傅斯年、丁山、陈梦家等先贤开始关注上古中原人类的族属，但只达成一些文字和民俗的蒙胧之见，顾颉刚先生求索商族崇拜鸟图腾的证据，实际是求证以商族为代表的东夷就是女真。

本人通过对北方民族语言的认识，提出了“北方民族出自中原”和 “中原民族始于戎狄”的结论，拙文《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和《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提示黄河流域曾经有过阿尔泰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文则证明上古华东地区就有通古斯——女真部落。

·“女真”就是“通古斯/九姓”

十七世纪新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注意到，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称女真民族为Tungus，于是它就成了女真民族的人类学学名，中文译作“通古斯”。近年，本人注意到中国历史称为“昭武九姓”[1]的月氏民族，被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记为Tughuz-ghur。[2]阿拉伯学学者宋岘按照Tughuz是突厥语“九”的语义，而将其译为“九姓”。

我曾经指出“月氏”是现代中亚国名“乌兹”，或女真族名“兀者”，由此悟及“tungus/通古斯”也是“九”，四面八方的女真民族都被突厥语民族称为“九姓/九国”。又因为“女真”读如ju- chen，我又进一步认为“女”与“九”是同音于ju的两个异字， “女真/女国”则同质于“九姓/九国”。

一旦认识“女真”是“九姓/九国”的本质，女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祖先的证据就源源不绝。《尚书·商书·咸有一德》说“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有”读you，略去y读o/u/ou，[3]引文两个 “有”字分别是“吾/我”和“或/國”的通假，将此话改写作“以螢九国之师，爰革夏政”，商族以“九国/女真”自称的意思也就豁然开朗了。

·《逸周书·王会解》堪称民族典志

《逸周书》是孔子选辑《尚书》的余篇，内容都是关于周代发生的事情，其《王会解》的前半篇记载了周初“成周之会”的盛况，但是后半篇却是商初能臣伊尹向四方部落征索方物的追记，因此《王会解》就成了一部罗列商周两代民族和民俗的典志，其后半篇说：

臣（伊尹）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鰂之酱，鲛鼥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闟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引文共罗列三十六个族名，其中就暗藏着“九国”和“女真”，正南族名“九菌”就是“九国”的昂化音“九困”。吴方言“鬼/龟/贵/跪 /柜”等gui音诸字统统读ju，正西族名“鬼亲”与“女真”的读音就完全一致；而《殷本纪》人名“九侯”恰是“鬼侯”,[4]“鬼亲” 又可以是“九亲”。




自命九国的商族，原来是一个游牧部落，它最后定居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接连处，其正西、正北无远弗届，远处的人类当然是西戎北狄。但是商之正东、正南一千里外便是大海大江，近处就是青、兖、徐、扬诸州，或今之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之地，当地之徐戎、淮夷虽有“戎夷”之谓，但却是商族同类，华夏的根底，或今世汉族的祖先。

《王会》记载的商地正东的八个部落是“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其中“剪发/文身”是因俗得名，与《吴世家》所说的“太伯、仲雍乃犇荆蛮，文身断发”[5]类似。族名 “十蛮”可能是后世契丹部落名“悉万”的读音，也可能是中国姓氏 “司马/西门”和希罗多德记载的东欧蛮族Sarmatae（萨尔马惕）[6] 的源头。或许有人认为它是“十个南蛮”，我没有绝对的证据驳服他们，但是我有绝对的把握说“伊虑”和“沤深”是两个通古斯族名。

·“伊虑”是“挹娄/白马”

“伊虑”音同“挹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云：“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历史上肃慎、挹娄、靺鞨、勿吉、兀者等都是通古斯女真民族的强部之名。

我以为满族萨满神歌里的“白马”yalu[7]就是“挹娄”，汉代历史记载的“白马氐/白马羌”[8]和他们的后裔现代“白马藏族”应该是通古斯挹娄之裔。唐德刚先生认为“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之名Aleut是族名“挹娄”的转韵，[9]我以为契丹姓氏“耶律”也是 “挹娄”，而商地以东有“伊虑”部落，说明华东地方还可能是“白马/挹娄”的源头。

·“沤深”就是“公孙/乌孙/爱新”

“沤深”音同汉代族名“乌孙”，乌孙与月氏原本同在河西走廊游牧，后被匈奴驱入西域。今天哈萨克族还有“乌孙部”，内蒙古还有“乌审旗”。我曾归纳中原古代姓氏里的“公”字都读“乌”，所以黄帝所出的华夏“公孙氏”就是戎狄之“乌孙氏”，或是《王会》之“沤深氏”。我还曾经指出“公孙/乌孙”（Osin）是“爱新” （Asin）的转韵。因此“公孙/乌孙/沤深”就是“金姓”，也是自命 “炎黄子孙”的中原民族的通古斯血缘祖先。

《王会》有“伊虑”和“沤深”，是华夏族有通古斯祖先的文献证据。

·“鱼皮之鞞”和“鱼皮鞑子”

鱼皮剥离晾干后，可捶打得软如绸布用于制衣，“鞞”是“帛/布”的别字，伊尹向东方部落索取的“鱼皮之鞞”，就是鱼皮制备的衣料。东北赫哲族以鱼皮制衣，民俗学者认为那是通古斯民族的习俗，元代称他们“鱼皮鞑子”，境外俄罗斯称他们“那乃人”，“那乃”就是通古斯语的“鱼皮”。中原古代人类曾使用“鱼皮之鞞”，又是中原民族的祖先曾为“鱼皮鞑子”的民俗证据。



北美蒙古人种土著居民Aleut（挹娄）、Yupik（尤比克）、Inuit（因纽特）人都擅长处理鱼皮。[10]表明他们的祖先也是通古斯民族。

·“玄冥”就是“萨满”

萨满教起源于通古斯系民族，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是从萨满教发展而来，这也是中原民族有通古斯背景的一条线索。匈牙利民族未皈依基督教前也信奉萨满教，匈牙利语中的“巫师”sámán 实读“夏满”，英译shaman，中译“萨满”。两宋记载与金国交往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到“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其中“珊蛮”当为“萨满”。

道教发生于汉代，但《左传·昭公元年》就有与道教术语“玄冥”相关的“巫师”的记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春秋时，卫国还有一名别号“玄微子”的术士“鬼谷子”，而苏州道教古寺则名“玄妙观”。“冥/微/妙”三字同声M，而传说人物“玄嚣” 亦作“少昊/小昊”，[11]因此“玄”必读“少/小”（sao/xiao）之音，缩韵则为“萨/夏”（sa/xia），故尔“玄冥”就是“萨满/夏满”，这说明上古中原的确有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活动。

女真语的“黑色”是“萨哈连”，认识了“玄”的“萨/夏”读音，它是“黑色”的语源就不言自明了。

·“女真/女国”在华东的地名遗迹

在《蒙古秘史》和《大金国志》里，族名“女直/女真”分别记作“主儿扯/朱里真”。因此与“主/朱”同音的“诸/祝”等字，也可以是 “女”ju的替字，譬如山东“诸城”就是“女城/女真”，江苏赣榆汉代旧名“祝其”[12]就是“女其/女直”；而山东“莒县”的“莒” 字本来就读ju,春秋“莒国”更是“女国”无疑了。

族名之“女/九”ju转声读chu/chiu（拼音作qu/qiu），如字“曲 /渠/徐/楚”或“龟/仇/丘”等；“国/古”又常转读腭音ghu，如字 “兀/纥/武/沃”等，因此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和山西“曲沃”就是 “九国”。可相比照的是《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昭武，莽曰渠武”[13]中的“渠武”，《唐书·西域传》推演说“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既然“昭武/渠武”可以是“九姓”，为什么“曲阜/曲沃”就不能是“九国”呢？

西域“龟兹”，陇南“仇池”，甘肃“瞿靖”，浙江“诸暨”，四川藏区“卓克基”，乃至亚洲最东的“楚克奇”半岛，欧洲爱沙尼亚国的别名Чудь，都是“女直”，但是它们不在青、兖、徐、扬，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徐戎”就是女真

《尚书》说中原有“徐州/徐戎”，《竹书》说东北也有“徐夷”，《后汉书·东夷列传》转述了《竹书》的“徐偃王”故事：[14]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这故事是，周康王时东北肃慎还来朝贡，后来它的盟主地位被徐夷推翻，徐夷称霸东北后率九夷进犯中原，兵至黄河。穆王畏其势力方炽，割地求和。徐偃王占了潢池东五百里地方，却为君仁义，因此有三十六个中原部落朝贡他。后来穆王派造父传令楚文王逐灭了徐夷。

徐夷是肃慎的同类，又是九夷的统领，“徐”还是“女/九”的转声，因此它一定是女真的先世。女真两度征服中原建立了金朝和清朝，成了大器，它的祖先九夷/徐夷对中原的入侵却被人们遗忘了，华东的徐戎与东北的徐夷的联系，就更没有人去追究了，中原民族的女真祖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就这样失落了。

·结束语

将“九/句/鬼/龟”等“见母字”读ju，是“九/女”同音和“九姓/ 女真”同质的结论的基石之一，这可能会在语言学层面遇到争论。藏语、缅甸语、广东话的“九”统统读gou，广东话在各类汉语方言中表现为更接近藏缅语，因此很多语言学家认为上古中原汉语的“九”也必须读gou，简言之“见母”是G而不是J。

语言学家们大都认为藏缅语是汉语的源头，但有语音记载的中古北方汉语与藏缅语有许多不同，与现代北方汉语却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因此汉藏缅语系理论必须解释这个现象，否则它自身就会发生断裂。上世纪的主流见解是，上古中原语言必须非常接近广东话，为此有人按广东话构拟了若干“北方汉语上古音”系统。他们的目标是被动的，方法则是臆想和虚构，因此结果都是无法实证的。

与此相反，女真、蒙古、突厥民族才是上古中原的主体居民，不是广东话，而是阿尔泰诸语曾经在中原占主导地位。北方汉语是在使用各种藏缅语的，如吴语、赣语、湘语、粤语、苗语的南方部落的迁入的影响下，在阿尔泰语言的底蕴上改造而成的一种藏缅式语言，离中原最近的吴语可能起过很大的作用。本文则是为这种历史的图景提供实证。

注释[1]《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康国》，页2281；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康国》，页6243。
[2]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北京，中华
书局，页34。
[3]上古华夏姓氏与戎狄族名的对照，可以用来归纳求证“有”的
这种读音。有熊、有莘、有侁，即“乌孙”；
有巢、有蟜、有穷，即“兀者”；
有扈、有虞、有黄，即“回纥”；
有殷、有偃，即“兀颜”。
[4]《史记》卷三，《殷本纪》，页106、页107，注二。
[5]《史记》卷三，《吴太伯世家》，页1445。
[6]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第四章，第
二十一节。[7]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245。
[8]《史记》卷三，《西南夷列传》，页2991；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传》，页3837；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附录《魏略·西戎传》，页859。
[9]唐德刚与朱学渊私人谈话。
[10]MarionKiteandRoyThomson,ConservationofLeatherand
RelatedMaterials,pp.174,177.
[1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页10，注六。
[1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东海郡》，页1588。
[1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张掖郡》，页1613。
[14]《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页2808。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韩家亮：法治，法制，三权分立

消失的教会大学

周为筠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里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共同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到了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聚在一起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的“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历史车轮却无法回头的碾过。

与燕京大学经历一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这些大学虽然集体的人间蒸发了，但老校友们却每年坚持组织大小不等的聚会，显然这样聚会每次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教会大学的集体消失与浮现，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一段早已被忘却的历史。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了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没在之江大学呆多久，就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司徒雷登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筹款时的真实感受。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梦魂牵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想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遭到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阻挠竟成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归葬到杭州这块成长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园里，当年他的居所——独立洋楼“下红房”，在郁郁葱葱中百年如一日。然而，这里曾经的之江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修缮一新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只有遗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经济学馆等老建筑，才显露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历史。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千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的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幅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点，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教会大学里的异教徒学生越来越多，当年哲学家方东美在金陵大学上学时就从来不祷告。这样现象在震旦大学尤为严重，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异教徒。到了1930年代，像沪江大学干脆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这些教会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的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各具特色的办学

比之圣约翰毫不逊色的还有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同样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育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除此之外，各个教会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这些名牌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这些大学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熏陶，大多似乎在政府系统而非党务系统任职。那些小有名气和运气好的人，则在如医学、农业、新闻、法律等教会大学较有优势的行业工作。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常能担任国际新闻处和西方报纸的要职，金陵大学在农业界、东吴大学在法律界……在各自职业天地里游刃有余。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斗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的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四川帆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南京的教会大学，曾经毕业的哦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中三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万劫不复的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反帝情绪的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1950年10月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他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进行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革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

忘却的纪念

这个故事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这些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但是它们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比如北大背后的燕京、复旦背后的圣约翰、浙大背后的之江、苏大背后的东吴……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大学，无一不有着教会的影子，几乎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这些教会大学就这么集体消失了，并因政治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是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向，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的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才，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宋子文就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圣约翰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

Do Christians Overemphasize Christmas?

Some theologians claim that Easter is more important. That's wrong. When we celebrate one, we celebrate the other.

By JOHN WILSON

One of the hallowed Christmas traditions is the Anti-Christmas Rant. It takes many forms, and anyone reading this newspaper will be familiar with most of them. But unless you routinely hang out with people who argue about theology the way many Americans argue about politics or football, you may not have encountered one variant of the Rant that has been gaining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It goes like this: Christmas isn't simply bad for all the usual reasons—the grotesque materialism that its celebration encourages, the assault of sentimentality and kitsch that somehow seems to grow worse every year, and the smarmy wrapping of it all in the most inflated spiritual rhetoric.

On top of all that, says the Ranter, there is a grievous theological error. In placing so much emphasis on Christmas, Christians fail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ir own story—in which Easter clearly should take pride of place.

This complaint isn't new, but it's been voiced more frequently of late. And not from the fringes, where members of tiny sects patiently explain that Christmas and Easter are pagan holidays that conscientious Christians must boycott. Well-respected voices are making the argument.

There's Terry Mattingly of getreligion.org, for one, and N.T. Wright, a former Bishop of Durham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Rodney Clapp, who presides over Brazos Press, a major Christian publisher.

"I have the cure for the Christmas blues," Mr. Clapp wrote this month in his column fo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t is called Easter. On occasion it takes an outsider to remind us what is central to the Christian faith. So I turn to Rabbi Lawrence Hoffman for a salutary reminder. As Hoffman once wrote . . . 'Historians tell us that Christmas was not always the cultural fulcrum that balances Christian life. There was a time when Christians knew that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as the center of Christian faith. It was Easter that really mattered, not Christmas.'"

"The climax of the four Gospels is not Christmas," Mr. Clapp added, "but the events we celebrate as Easter."

Where to start with what's wrong with this analysis? Let's begin with Rabbi Hoffman's contention that Christmas never "really mattered." Such hyperbole reveals the false dichotomy at the heart of this particular Anti-Christmas Rant: the idea that Christma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aster, or vice versa, and we must choose between them. That's no more cogent than suggesting that Reve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nesis.

Christmas brings us face-to-face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the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sent his son (but how could he have a "son"?) to be born of a virgin (what?), both fully man and fully God: "Christ Jesus, who, though he was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as something to be exploited, but emptied himself,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 being born in human likeness," as we read in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This claim we call the Incarnation—and celebrate at Christmas—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The babe in swaddling clothes comes with a mission to fulfill. And as we sing carols for his birth, we see him taken down from the cross, wrapped in "a clean linen cloth," and laid in the tomb of a friend. That's the cloth that is left behind in the empty tomb on Resurrection morning.

Easter is implicit in Christmas, and Christmas is implicit in Easter. When we celebrate the one, we celebrate the other,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

Mr. Wilson is the editor of Books & Culture, a bimonthly review.

回應余創豪之 【語理分析是否絕世武功】

藍色字是 S.C. 的回應，紫色字出自余創豪之【語理分析是否絕世武功】。

余先生﹕ 讀到大作【語理分析是否絕世武功】﹐有些愚見請余先生指教。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religion/language.html

其實，除了宗教範疇，還有其他範疇是超越人的經驗與語言。例如人 只能經驗三次元空間，但是在數學推算中卻常常包含四次元或以上， 在一些數學軟件中，例如 Mathematica 和 Maple，電腦工程師用時間來代表第四次元，因為時間仍然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內﹙見圖一﹚， 而 SyStat 則把四維空間壓縮成三次元圖象﹙見圖二﹚。可是，進入第五次元或以上時，數學家和電腦工程師還未可以找到相應人類經驗的類比。 又例如統計學的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進入矢量空間 （vector space ）或者對象空間（ subject space ），這種空間超越我們日常經驗的空間，所以亦稱為超越空間 （hyperspace）。如果讀者覺得一頭霧水，我只可以說：“數學空間超越人的空間，以我們有限的經驗和語言，實在難以解釋。”

余先生似乎誤解了語理分析中的所謂『意義區分』﹐大作中的批評對語理分析理論都不成問題。

你說到的多維空間﹐也許的確和人的直接經驗無關﹐但這不代表『超越人的語言』。照語理分析理論﹐分析語句都可以有認知意義。你提到的多維空間數學﹐能夠用數學語言嚴格表述﹐怎能說超越人的語言﹖有關多維空間的斷言﹐往往能夠客觀分辨真假。例如在一個五維矢量空間中﹐兩點的距離是由兩支對應的矢量之內乘積（inner product）所定義。假設其距離為１﹐但有人說是２﹐這斷言就是假的。我們能夠非常清晰地用語言表達這些斷言﹐而這些斷言也能驗證其為真或假。『未可以找到相應人類經驗的類比』對某些哲學家而言也許是問題﹐但對語理分析哲學家卻不成問題。

正如英國哲學家柏克萊（Berkeley）所說：牛頓與賴布尼茲（Leibniz）的數學，比起基督教最深奧的教理更難懂。將超越一般經驗和語言的東西視為沒有意義甚至是不真實，只顯出某些語言分析者的膚淺。

『將超越一般經驗和語言的東西視為沒有意義甚至是不真實』也許是膚淺﹐但和語言分析者無關。語理分析哲學家不過認為﹐經驗和邏輯以外的說法是沒有客觀真假可言的﹐也就是沒有『認知意義』。

一般人有這些誤解：科學是基於客觀實證和清晰語言，而宗教是基於主觀經驗和神秘術語，所以宗教與科學是對立的。事實上，一些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的觀點剛好與科學打對台，在還未有高效能顯微鏡之前，原子、電子、中子等物理觀念只是假設，強調語言分析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舒力﹙Schlick﹚不客氣地批評這些“含糊”的觀念，他說：“假若有人指出每一個電子裡面含有一個中子，但是所謂中子卻完全沒有導致任何彰顯自己的外在效果，這是沒有意義的命題。我們一定要追問提出這假設的人：中子存在是什麼意思？他可能答：我的意思是有些東西在電子裡面，我們會再問：那是什麼意思？如果它不存在又會怎樣？”到底中子是否存在呢？現今這已不成問題。

你說﹕『事實上，一些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的觀點剛好與科學打對台』。但你的例子並不足以證明這個說法。今天﹐我們能答到這些問題﹐中子並不在電子之中﹐而中子存在﹐這些都能以實驗證實。這些都有認知意義。

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未面世之前，牛頓力學是物理學之經典，可是，牛頓介紹的“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觀念，卻被支持語言方析與實証主義的馬克（Mach）當為沒有驗証意義的形上學。的確，從前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檢驗空間是否絕對，然而，到底牛頓學說有沒有價值，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有沒有價值和是否『沒有驗証意義的形上學』是兩回事。就算語理分析哲學家認為愛有價值﹐那也不代表他們認為有驗証意義。

難怪韋巴﹙Weinberg﹚批評這種排他的態度，說這妨礙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也難怪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不客氣地批評：“沒有比揭露一個問題是「無意義」和「虛假」更容易…分析有沒有意義這教條，一旦成為金科玉律，便會被無休止地於辯論中糾纏。”在物理學中，光被看成是“粒子”、但也是“波”；一方面物理學承認物質之存在，可是以量子而言，卻沒有東西存在！若以“邏輯”、“語理”而論，這些是自相矛盾、曖昧不明的命題，但語理分析還敢批評物理學嗎？這些歷史的笑柄，為何會被香港哲學家和大學生捧為絕世武功呢？

量子論中光既非古典意義的粒子也不是古典意義的波。光有粒子和波的某些性質但又沒有某些兩者的性質。當年量子力學剛發展﹐詮釋難免稍欠周詳﹐於是在科普作品中就流傳出去﹐實在可惜。量子論沒有自相矛盾。假設粒子有性質Ａ﹐而波有性質非Ａ﹐那麼物理學家若說光同時是粒子和波﹐那當然是矛盾﹐但這根本不是量子論﹗如果量子論自相矛盾﹐就是必然為假了。

又如天文物理學家提出在宇宙大爆炸之後，整個宇宙彌漫著“背景輻射”，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天文物理學家還未能有一套數學模式（語言）令大爆炸與背景輻射吻合，但是堅持大爆炸論的天文物理學家，卻鍥而不捨地改良探測儀器和數學模式，數學家王查民﹙Chamont Wang 譯音﹚讚揚那些天文學家的執著精神。假若科學家嚴格地執行實證主義及語理分析，很多天文學理論都要被拋進廁所裡。

一時沒有辦法解釋﹐不代表不可能解釋。而且你的說法和事實也不相符。其實COBE衛星去量度微波背景幅射時﹐早有理論﹐也有觀察﹐COBE 衛星不過是更精確地印證這理論吧。

大作其他論點﹐這裡不在討論。以上是就那位『批判基督教信仰』的哲學家理論而言。希望拙文能解釋一二。謝謝。

2002.4.3

余創豪: 基督教信仰能否受得起語理分析之考驗？

一位香港朋友告訴我：自從語理分析哲學家李天命教授批判基督教信仰後，一些他的學生以為邏輯實證和語理分析是無堅不摧的兵器，而基督徒被視為不理性和固執，我實在萬分驚訝，因為那些語理分析滿佈注釋，好像是學術性討論，但用詞卻十分情緒化和帶著嘲諷意味（幽默？），在美國這種風格的言論根本不會被學術界接受。

雖然李教授強調語理分析並不等同邏輯實証論和分析哲學，但是在追求語言意義之清晰性和可驗証性上，語理分析跟著邏輯實証論、邏輯經驗主義、分析哲學有許多共同點，正如李教授所說：「運用語理分析去解決哲學問題，這種做法，依據邏輯經驗論的奠基者舒力克（Schlick）所說，乃是『哲學的轉折點』，即由傳統哲學進到現代（當代）哲學的轉折點，其具體表現形成了當代哲學中一個被稱為「哲學革命」的思想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觀念及其衍生的各個哲學派別，統稱為『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乃是當代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英語國家之中公認的哲學主流。大體上說，語理分析正是各個不同派別的分析哲學所共用的公器。」

李教授說以上那番話的時候是一九八七年，可是，分析哲學是否公認之主流，實在有待商榷。在二次大戰之後，分析哲學和邏輯實証主義都受到猛烈批評。正如圖明（Stephen Toulmin）所說：一九四六年之後的哲學家都排斥實証主義，他們甚至要「刺死自己的知識父母」。羅頓（Larry Laudan）認為：不但邏輯實証論已經走至窮途末路，即使繼承邏輯實証主義的後實証主義亦同樣破產。

有趣的是，李教授希望通過語言分析，將人們從蒙昧中解放出來，可是，分析哲學和邏輯實証主義受到攻擊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在知識論上的狹隘性、排他性、獨斷性。例如英國哲學家登密（Michael Dummett）認為：分析哲學與其他哲學不同之處，是前者相信思想上的哲學分析只有通過語言上的哲學分析，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孔恩（Johnathan Cohen）以比較諒解的眼光來看分析哲學，他指出：語言分析和意義分析是分析哲學的不二法門，可是，許多哲學問題，例如倫理學、政治理論、科學哲學、本體論、知識論，都超過了意義分析之用場。

概括地說，李教授所提倡的主旨，跟分析哲學與邏輯實証共享同一脈絡，他強調語言要有清晰意義，含糊不清、邏輯反駁等東西都是謬誤，在這大前提下，李天命教授認為遠至奧古斯丁（Augustine）、安瑟倫（Anselm），阿奎納（Aquinas）近至田立克（Tillich）……等神學家，都無法通過他的考驗，例如「上帝從虛無創造宇宙」、一切東西都在上帝之內，上帝卻不在時空之內」、「三位一體」等說法，都是含糊曖昧、自相矛盾。

在這篇文章中，我只希望簡單地指出語言清晰和古典邏輯並非是衡量知識的唯一標準，若果讀者有興趣閱讀比較學術性的討論，請參考我在【研究方法論壇】（Research Method Forum）發表的〈邏輯實証與定量研究的誤認關係〉（Misconceived relationships among logical positivism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http://www.aom.pace.edu/rmd/2002forum.html），這篇文章介紹了古典實証主義、邏輯實証主義、科學哲學家對邏輯實証主義的批評，更重要者，我指出現代定量研究方法已經揚棄了邏輯實証主義和定義語言的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在文章後面附有詳細參考書目，讀者可以憑此再深入研究。

其實，一些看來好像經不起語理分析考驗的東西，現在已經不成問題，相反，那些質疑卻暴露了其「天真」之一面。例如基督徒常說：「神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神的智慧高於人的智慧，有些關於神的奧秘，以人有限的經驗和語言， 是無法測透。」擁抱邏輯實證與語言分析的哲學家，便嗤笑這是基督徒黔驢技盡的盲辯，是絕境中的遁詞。

除了宗教範疇，還有其他範疇是超越人的經驗與語言。例如人只能經驗三次元空間，但是在數學推算中卻常常包含四次元或以上，在一些數學軟件 中，例如 Mathematica和 Maple，電腦工程師用時間來代表第四次元，因為時 間仍然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內﹙見圖一﹚，而SyStat則把四維空間壓縮成三次元圖象﹙見圖二﹚。可是，進入第五次元或以上時，數學家和電腦工程師還未可以找到相應人類經驗的類比。

Figure 1

Figure 2

 

又例如統計學的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進入矢量空間（vector space）或者對象空間（subject space），這種空間超越我們日常經驗的空間， 所以亦稱為超越空間 （hyperspace）。

如果讀者覺得一頭霧水，我只可以說：「數學空間超越人的空間，以我們有限的經驗和語言，實在難以解釋。」正如英國哲學家柏克萊（Berkeley）所說： 牛頓與賴布尼茲（Leibniz）的數學，比起基督教最深奧的教理更難懂。將超越一般經驗和語言的東西視為沒有意義甚至是不真實，只顯出某些語言分析者的膚淺。

一般人有這些誤解：科學是基於客觀實證和清晰語言，而宗教是基於主觀經驗和神秘術語，所以宗教與科學是對立的。事實上，一些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的觀點剛好與科學打對台，在還未有高效能顯微鏡之前，原子、電子、中子等物 理觀念只是假設，強調語言分析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舒力克﹙Schlick﹚不客氣地批評這些「含糊」的觀念，他說：「假若有人指出每一個電子裡面含有一個中子，但是所謂中子卻完全沒有導致任何彰顯自己的外在效果，這是沒有意義的命題。我們一定要追問提出這假設的人：中子存在是什麼意思？他可能答：我的意思是有些東西在電子裡面，我們會再問：那是什麼意思？如果它不存在又會怎樣？」到底中子是否存在呢？現今這已不成問題。

難怪韋巴﹙Weinberg﹚批評這種排他的態度，說這妨礙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也難怪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不客氣地批評：「沒有比揭露一個問題是『無意義』』」和『虛假』更容易……分析有沒有意義這教條，一旦成為金科玉律，便會被無休止地於辯論中糾纏。」在物理學中，光被看成是「粒子」、 但也是「波」；一方面物理學承認物質之存在，可是以量子而言，卻好像沒有東西存在！物理學家兼神學家約翰白金漢（J. Polkinghorne）曾經跟隨物理學大師保羅狄拉克（P. Dirac）學習量子力學，白金漢說：有次在課室中，狄拉克將粉筆折成兩段，然後他把一段放在左邊，一段放在右邊，跟著說：以傳統物理學而言，一段粉筆在這裡，一段在那裡，但是若果粉筆是電子的話，那就沒有所謂「這裡」、「那裡」，電子可以同時處於在「這裡」和「那裡」的狀態。量子物理可以容許這種混合狀態，而傳統世界是非此即被。愛因斯坦說得好：科學的最高機構超越表面的感官經驗。若以「邏輯」、「語理」而論，那些物理理論是自相矛盾、曖昧不明的命題，但語理分析還敢批評物理學嗎？這些歷史的笑柄，為何會被香港哲學家和大學生捧為絕世武功呢？

又如天文物理學家提出在宇宙大爆炸之後，整個宇宙彌漫著「背景輻射」，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天文物理學家還未能有一套數學模式（語言）令大爆炸與背景輻射的性質吻合，但是堅持大爆炸論的天文物理學家，卻鍥而不捨地改良探測儀器和數學模式，數學家王查民﹙Chamont Wang 譯音﹚讚揚那些天文學家的執著精神。假若科學家嚴格地執行實證主義及語理分析，很多天文學理論都要被拋進廁所裡。

有人以為社會科學也講究實證和清楚定義，所以與宗教對立，這也是一個誤解。第一，社會科學採用清楚的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換言之，如果要研究 X 和 Y，首先要清楚定義什麼是 X，什麼是 Y ，這不是「清晰語言」之要求嗎？第二，社會科學重視搜集資料和採用統計分析，這不是跟實證主義強調觀察和證明一樣嗎？其實，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本質，是與實證主義及語言分析唱反調！

操作性定義是一種狹窄的定義，例如 Y 就是 A ，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則重視概念有效性﹙construct validity﹚，概念有效性的特質，是從很多方向去解釋 同一個概念，Y 可以是 A + B + C + D ……，這種方法強調開放概念﹙open concept﹚，與運作性定義根本背道而馳。有人曾經批評孔子每次解釋「仁」都 不一樣，而聖經對許多教義都沒有「一致」的解釋，可是，心理學不也是「含糊地」把心理看為會變的狀態（state）和不變的特質（trait）嗎？

至於社會科學採用統計學方法，其背後哲學更加與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大相逕庭。統計學有很多學派，最流行的一種，是非沙﹙Fisher﹚開創的待驗假設 測試﹙hypothesis testing﹚，在這種方法中，研究人員從資料中計算出一個數字， 然後將這個數字與「理論分佈」比較，從而決定這個數字跟「理論分佈」是否有顯著差別。那麼，這個「理論分佈」是從何而來呢？是基於數學理論！非沙不諱言在現實世界中，根本無法找出與「理論分佈」相應的東西，如果語言分析者追問下去，我們怎樣可以知道那數學理論是正確呢？理論分佈的意思是什麼？理論分佈是否存在呢？理論上存在是什麼形式的存在？數學哲學家現在還未能完滿地解答這些問題，那麼社會科學可以關門大吉了！

我只是從容地回答：「我相信神，我相信神創造了一些超越人類經驗的世界，包括數學世界、理論分佈，我也相信慈悲的天父，主動啟示人類，讓我們可以領略另一個世界的奧秘。」事實上，洛克(Locke)、柏克萊(Berkeley)、笛卡兒(Descartes)、賴布尼茲(Leibniz)等西方哲學家、數學家，都肯定數學客觀真理是由於神的存在，韓那（Horner）嘗試以客觀真理証明上帝，無非是基於這傳統，我奇怪為何某些語理分析者竟然可以一刀砍死那麼多西方哲學家、數學家。

梁燕城博士曾經向華人基督徒發出一個挑戰：當有人攻擊基督教時，只有他自己和幾個人出來衛道，他盼望日後有更多基督徒知識份子可以助陣。前些日子我在《時代論壇》讀到張國棟先生一些護教文章，實在感到鼓舞。希望拙文也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原載於「時代論壇」2000.4.20 改寫於200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