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Christians Overemphasize Christmas?

Some theologians claim that Easter is more important. That's wrong. When we celebrate one, we celebrate the other.

By JOHN WILSON

One of the hallowed Christmas traditions is the Anti-Christmas Rant. It takes many forms, and anyone reading this newspaper will be familiar with most of them. But unless you routinely hang out with people who argue about theology the way many Americans argue about politics or football, you may not have encountered one variant of the Rant that has been gaining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It goes like this: Christmas isn't simply bad for all the usual reasons—the grotesque materialism that its celebration encourages, the assault of sentimentality and kitsch that somehow seems to grow worse every year, and the smarmy wrapping of it all in the most inflated spiritual rhetoric.

On top of all that, says the Ranter, there is a grievous theological error. In placing so much emphasis on Christmas, Christians fail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ir own story—in which Easter clearly should take pride of place.

This complaint isn't new, but it's been voiced more frequently of late. And not from the fringes, where members of tiny sects patiently explain that Christmas and Easter are pagan holidays that conscientious Christians must boycott. Well-respected voices are making the argument.

There's Terry Mattingly of getreligion.org, for one, and N.T. Wright, a former Bishop of Durham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Rodney Clapp, who presides over Brazos Press, a major Christian publisher.

"I have the cure for the Christmas blues," Mr. Clapp wrote this month in his column fo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t is called Easter. On occasion it takes an outsider to remind us what is central to the Christian faith. So I turn to Rabbi Lawrence Hoffman for a salutary reminder. As Hoffman once wrote . . . 'Historians tell us that Christmas was not always the cultural fulcrum that balances Christian life. There was a time when Christians knew that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as the center of Christian faith. It was Easter that really mattered, not Christmas.'"

"The climax of the four Gospels is not Christmas," Mr. Clapp added, "but the events we celebrate as Easter."

Where to start with what's wrong with this analysis? Let's begin with Rabbi Hoffman's contention that Christmas never "really mattered." Such hyperbole reveals the false dichotomy at the heart of this particular Anti-Christmas Rant: the idea that Christma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aster, or vice versa, and we must choose between them. That's no more cogent than suggesting that Reve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nesis.

Christmas brings us face-to-face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the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sent his son (but how could he have a "son"?) to be born of a virgin (what?), both fully man and fully God: "Christ Jesus, who, though he was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as something to be exploited, but emptied himself,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 being born in human likeness," as we read in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This claim we call the Incarnation—and celebrate at Christmas—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The babe in swaddling clothes comes with a mission to fulfill. And as we sing carols for his birth, we see him taken down from the cross, wrapped in "a clean linen cloth," and laid in the tomb of a friend. That's the cloth that is left behind in the empty tomb on Resurrection morning.

Easter is implicit in Christmas, and Christmas is implicit in Easter. When we celebrate the one, we celebrate the other,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

Mr. Wilson is the editor of Books & Culture, a bimonthly review.

回應余創豪之 【語理分析是否絕世武功】

藍色字是 S.C. 的回應，紫色字出自余創豪之【語理分析是否絕世武功】。

余先生﹕ 讀到大作【語理分析是否絕世武功】﹐有些愚見請余先生指教。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religion/language.html

其實，除了宗教範疇，還有其他範疇是超越人的經驗與語言。例如人 只能經驗三次元空間，但是在數學推算中卻常常包含四次元或以上， 在一些數學軟件中，例如 Mathematica 和 Maple，電腦工程師用時間來代表第四次元，因為時間仍然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內﹙見圖一﹚， 而 SyStat 則把四維空間壓縮成三次元圖象﹙見圖二﹚。可是，進入第五次元或以上時，數學家和電腦工程師還未可以找到相應人類經驗的類比。 又例如統計學的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進入矢量空間 （vector space ）或者對象空間（ subject space ），這種空間超越我們日常經驗的空間，所以亦稱為超越空間 （hyperspace）。如果讀者覺得一頭霧水，我只可以說：“數學空間超越人的空間，以我們有限的經驗和語言，實在難以解釋。”

余先生似乎誤解了語理分析中的所謂『意義區分』﹐大作中的批評對語理分析理論都不成問題。

你說到的多維空間﹐也許的確和人的直接經驗無關﹐但這不代表『超越人的語言』。照語理分析理論﹐分析語句都可以有認知意義。你提到的多維空間數學﹐能夠用數學語言嚴格表述﹐怎能說超越人的語言﹖有關多維空間的斷言﹐往往能夠客觀分辨真假。例如在一個五維矢量空間中﹐兩點的距離是由兩支對應的矢量之內乘積（inner product）所定義。假設其距離為１﹐但有人說是２﹐這斷言就是假的。我們能夠非常清晰地用語言表達這些斷言﹐而這些斷言也能驗證其為真或假。『未可以找到相應人類經驗的類比』對某些哲學家而言也許是問題﹐但對語理分析哲學家卻不成問題。

正如英國哲學家柏克萊（Berkeley）所說：牛頓與賴布尼茲（Leibniz）的數學，比起基督教最深奧的教理更難懂。將超越一般經驗和語言的東西視為沒有意義甚至是不真實，只顯出某些語言分析者的膚淺。

『將超越一般經驗和語言的東西視為沒有意義甚至是不真實』也許是膚淺﹐但和語言分析者無關。語理分析哲學家不過認為﹐經驗和邏輯以外的說法是沒有客觀真假可言的﹐也就是沒有『認知意義』。

一般人有這些誤解：科學是基於客觀實證和清晰語言，而宗教是基於主觀經驗和神秘術語，所以宗教與科學是對立的。事實上，一些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的觀點剛好與科學打對台，在還未有高效能顯微鏡之前，原子、電子、中子等物理觀念只是假設，強調語言分析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舒力﹙Schlick﹚不客氣地批評這些“含糊”的觀念，他說：“假若有人指出每一個電子裡面含有一個中子，但是所謂中子卻完全沒有導致任何彰顯自己的外在效果，這是沒有意義的命題。我們一定要追問提出這假設的人：中子存在是什麼意思？他可能答：我的意思是有些東西在電子裡面，我們會再問：那是什麼意思？如果它不存在又會怎樣？”到底中子是否存在呢？現今這已不成問題。

你說﹕『事實上，一些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的觀點剛好與科學打對台』。但你的例子並不足以證明這個說法。今天﹐我們能答到這些問題﹐中子並不在電子之中﹐而中子存在﹐這些都能以實驗證實。這些都有認知意義。

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未面世之前，牛頓力學是物理學之經典，可是，牛頓介紹的“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觀念，卻被支持語言方析與實証主義的馬克（Mach）當為沒有驗証意義的形上學。的確，從前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檢驗空間是否絕對，然而，到底牛頓學說有沒有價值，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有沒有價值和是否『沒有驗証意義的形上學』是兩回事。就算語理分析哲學家認為愛有價值﹐那也不代表他們認為有驗証意義。

難怪韋巴﹙Weinberg﹚批評這種排他的態度，說這妨礙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也難怪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不客氣地批評：“沒有比揭露一個問題是「無意義」和「虛假」更容易…分析有沒有意義這教條，一旦成為金科玉律，便會被無休止地於辯論中糾纏。”在物理學中，光被看成是“粒子”、但也是“波”；一方面物理學承認物質之存在，可是以量子而言，卻沒有東西存在！若以“邏輯”、“語理”而論，這些是自相矛盾、曖昧不明的命題，但語理分析還敢批評物理學嗎？這些歷史的笑柄，為何會被香港哲學家和大學生捧為絕世武功呢？

量子論中光既非古典意義的粒子也不是古典意義的波。光有粒子和波的某些性質但又沒有某些兩者的性質。當年量子力學剛發展﹐詮釋難免稍欠周詳﹐於是在科普作品中就流傳出去﹐實在可惜。量子論沒有自相矛盾。假設粒子有性質Ａ﹐而波有性質非Ａ﹐那麼物理學家若說光同時是粒子和波﹐那當然是矛盾﹐但這根本不是量子論﹗如果量子論自相矛盾﹐就是必然為假了。

又如天文物理學家提出在宇宙大爆炸之後，整個宇宙彌漫著“背景輻射”，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天文物理學家還未能有一套數學模式（語言）令大爆炸與背景輻射吻合，但是堅持大爆炸論的天文物理學家，卻鍥而不捨地改良探測儀器和數學模式，數學家王查民﹙Chamont Wang 譯音﹚讚揚那些天文學家的執著精神。假若科學家嚴格地執行實證主義及語理分析，很多天文學理論都要被拋進廁所裡。

一時沒有辦法解釋﹐不代表不可能解釋。而且你的說法和事實也不相符。其實COBE衛星去量度微波背景幅射時﹐早有理論﹐也有觀察﹐COBE 衛星不過是更精確地印證這理論吧。

大作其他論點﹐這裡不在討論。以上是就那位『批判基督教信仰』的哲學家理論而言。希望拙文能解釋一二。謝謝。

2002.4.3

余創豪: 基督教信仰能否受得起語理分析之考驗？

一位香港朋友告訴我：自從語理分析哲學家李天命教授批判基督教信仰後，一些他的學生以為邏輯實證和語理分析是無堅不摧的兵器，而基督徒被視為不理性和固執，我實在萬分驚訝，因為那些語理分析滿佈注釋，好像是學術性討論，但用詞卻十分情緒化和帶著嘲諷意味（幽默？），在美國這種風格的言論根本不會被學術界接受。

雖然李教授強調語理分析並不等同邏輯實証論和分析哲學，但是在追求語言意義之清晰性和可驗証性上，語理分析跟著邏輯實証論、邏輯經驗主義、分析哲學有許多共同點，正如李教授所說：「運用語理分析去解決哲學問題，這種做法，依據邏輯經驗論的奠基者舒力克（Schlick）所說，乃是『哲學的轉折點』，即由傳統哲學進到現代（當代）哲學的轉折點，其具體表現形成了當代哲學中一個被稱為「哲學革命」的思想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觀念及其衍生的各個哲學派別，統稱為『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乃是當代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英語國家之中公認的哲學主流。大體上說，語理分析正是各個不同派別的分析哲學所共用的公器。」

李教授說以上那番話的時候是一九八七年，可是，分析哲學是否公認之主流，實在有待商榷。在二次大戰之後，分析哲學和邏輯實証主義都受到猛烈批評。正如圖明（Stephen Toulmin）所說：一九四六年之後的哲學家都排斥實証主義，他們甚至要「刺死自己的知識父母」。羅頓（Larry Laudan）認為：不但邏輯實証論已經走至窮途末路，即使繼承邏輯實証主義的後實証主義亦同樣破產。

有趣的是，李教授希望通過語言分析，將人們從蒙昧中解放出來，可是，分析哲學和邏輯實証主義受到攻擊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在知識論上的狹隘性、排他性、獨斷性。例如英國哲學家登密（Michael Dummett）認為：分析哲學與其他哲學不同之處，是前者相信思想上的哲學分析只有通過語言上的哲學分析，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孔恩（Johnathan Cohen）以比較諒解的眼光來看分析哲學，他指出：語言分析和意義分析是分析哲學的不二法門，可是，許多哲學問題，例如倫理學、政治理論、科學哲學、本體論、知識論，都超過了意義分析之用場。

概括地說，李教授所提倡的主旨，跟分析哲學與邏輯實証共享同一脈絡，他強調語言要有清晰意義，含糊不清、邏輯反駁等東西都是謬誤，在這大前提下，李天命教授認為遠至奧古斯丁（Augustine）、安瑟倫（Anselm），阿奎納（Aquinas）近至田立克（Tillich）……等神學家，都無法通過他的考驗，例如「上帝從虛無創造宇宙」、一切東西都在上帝之內，上帝卻不在時空之內」、「三位一體」等說法，都是含糊曖昧、自相矛盾。

在這篇文章中，我只希望簡單地指出語言清晰和古典邏輯並非是衡量知識的唯一標準，若果讀者有興趣閱讀比較學術性的討論，請參考我在【研究方法論壇】（Research Method Forum）發表的〈邏輯實証與定量研究的誤認關係〉（Misconceived relationships among logical positivism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http://www.aom.pace.edu/rmd/2002forum.html），這篇文章介紹了古典實証主義、邏輯實証主義、科學哲學家對邏輯實証主義的批評，更重要者，我指出現代定量研究方法已經揚棄了邏輯實証主義和定義語言的操作主義（operationalism）。在文章後面附有詳細參考書目，讀者可以憑此再深入研究。

其實，一些看來好像經不起語理分析考驗的東西，現在已經不成問題，相反，那些質疑卻暴露了其「天真」之一面。例如基督徒常說：「神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神的智慧高於人的智慧，有些關於神的奧秘，以人有限的經驗和語言， 是無法測透。」擁抱邏輯實證與語言分析的哲學家，便嗤笑這是基督徒黔驢技盡的盲辯，是絕境中的遁詞。

除了宗教範疇，還有其他範疇是超越人的經驗與語言。例如人只能經驗三次元空間，但是在數學推算中卻常常包含四次元或以上，在一些數學軟件 中，例如 Mathematica和 Maple，電腦工程師用時間來代表第四次元，因為時 間仍然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內﹙見圖一﹚，而SyStat則把四維空間壓縮成三次元圖象﹙見圖二﹚。可是，進入第五次元或以上時，數學家和電腦工程師還未可以找到相應人類經驗的類比。

Figure 1

Figure 2

 

又例如統計學的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進入矢量空間（vector space）或者對象空間（subject space），這種空間超越我們日常經驗的空間， 所以亦稱為超越空間 （hyperspace）。

如果讀者覺得一頭霧水，我只可以說：「數學空間超越人的空間，以我們有限的經驗和語言，實在難以解釋。」正如英國哲學家柏克萊（Berkeley）所說： 牛頓與賴布尼茲（Leibniz）的數學，比起基督教最深奧的教理更難懂。將超越一般經驗和語言的東西視為沒有意義甚至是不真實，只顯出某些語言分析者的膚淺。

一般人有這些誤解：科學是基於客觀實證和清晰語言，而宗教是基於主觀經驗和神秘術語，所以宗教與科學是對立的。事實上，一些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的觀點剛好與科學打對台，在還未有高效能顯微鏡之前，原子、電子、中子等物 理觀念只是假設，強調語言分析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舒力克﹙Schlick﹚不客氣地批評這些「含糊」的觀念，他說：「假若有人指出每一個電子裡面含有一個中子，但是所謂中子卻完全沒有導致任何彰顯自己的外在效果，這是沒有意義的命題。我們一定要追問提出這假設的人：中子存在是什麼意思？他可能答：我的意思是有些東西在電子裡面，我們會再問：那是什麼意思？如果它不存在又會怎樣？」到底中子是否存在呢？現今這已不成問題。

難怪韋巴﹙Weinberg﹚批評這種排他的態度，說這妨礙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也難怪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柏（Karl Popper）不客氣地批評：「沒有比揭露一個問題是『無意義』』」和『虛假』更容易……分析有沒有意義這教條，一旦成為金科玉律，便會被無休止地於辯論中糾纏。」在物理學中，光被看成是「粒子」、 但也是「波」；一方面物理學承認物質之存在，可是以量子而言，卻好像沒有東西存在！物理學家兼神學家約翰白金漢（J. Polkinghorne）曾經跟隨物理學大師保羅狄拉克（P. Dirac）學習量子力學，白金漢說：有次在課室中，狄拉克將粉筆折成兩段，然後他把一段放在左邊，一段放在右邊，跟著說：以傳統物理學而言，一段粉筆在這裡，一段在那裡，但是若果粉筆是電子的話，那就沒有所謂「這裡」、「那裡」，電子可以同時處於在「這裡」和「那裡」的狀態。量子物理可以容許這種混合狀態，而傳統世界是非此即被。愛因斯坦說得好：科學的最高機構超越表面的感官經驗。若以「邏輯」、「語理」而論，那些物理理論是自相矛盾、曖昧不明的命題，但語理分析還敢批評物理學嗎？這些歷史的笑柄，為何會被香港哲學家和大學生捧為絕世武功呢？

又如天文物理學家提出在宇宙大爆炸之後，整個宇宙彌漫著「背景輻射」，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天文物理學家還未能有一套數學模式（語言）令大爆炸與背景輻射的性質吻合，但是堅持大爆炸論的天文物理學家，卻鍥而不捨地改良探測儀器和數學模式，數學家王查民﹙Chamont Wang 譯音﹚讚揚那些天文學家的執著精神。假若科學家嚴格地執行實證主義及語理分析，很多天文學理論都要被拋進廁所裡。

有人以為社會科學也講究實證和清楚定義，所以與宗教對立，這也是一個誤解。第一，社會科學採用清楚的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換言之，如果要研究 X 和 Y，首先要清楚定義什麼是 X，什麼是 Y ，這不是「清晰語言」之要求嗎？第二，社會科學重視搜集資料和採用統計分析，這不是跟實證主義強調觀察和證明一樣嗎？其實，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本質，是與實證主義及語言分析唱反調！

操作性定義是一種狹窄的定義，例如 Y 就是 A ，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則重視概念有效性﹙construct validity﹚，概念有效性的特質，是從很多方向去解釋 同一個概念，Y 可以是 A + B + C + D ……，這種方法強調開放概念﹙open concept﹚，與運作性定義根本背道而馳。有人曾經批評孔子每次解釋「仁」都 不一樣，而聖經對許多教義都沒有「一致」的解釋，可是，心理學不也是「含糊地」把心理看為會變的狀態（state）和不變的特質（trait）嗎？

至於社會科學採用統計學方法，其背後哲學更加與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大相逕庭。統計學有很多學派，最流行的一種，是非沙﹙Fisher﹚開創的待驗假設 測試﹙hypothesis testing﹚，在這種方法中，研究人員從資料中計算出一個數字， 然後將這個數字與「理論分佈」比較，從而決定這個數字跟「理論分佈」是否有顯著差別。那麼，這個「理論分佈」是從何而來呢？是基於數學理論！非沙不諱言在現實世界中，根本無法找出與「理論分佈」相應的東西，如果語言分析者追問下去，我們怎樣可以知道那數學理論是正確呢？理論分佈的意思是什麼？理論分佈是否存在呢？理論上存在是什麼形式的存在？數學哲學家現在還未能完滿地解答這些問題，那麼社會科學可以關門大吉了！

我只是從容地回答：「我相信神，我相信神創造了一些超越人類經驗的世界，包括數學世界、理論分佈，我也相信慈悲的天父，主動啟示人類，讓我們可以領略另一個世界的奧秘。」事實上，洛克(Locke)、柏克萊(Berkeley)、笛卡兒(Descartes)、賴布尼茲(Leibniz)等西方哲學家、數學家，都肯定數學客觀真理是由於神的存在，韓那（Horner）嘗試以客觀真理証明上帝，無非是基於這傳統，我奇怪為何某些語理分析者竟然可以一刀砍死那麼多西方哲學家、數學家。

梁燕城博士曾經向華人基督徒發出一個挑戰：當有人攻擊基督教時，只有他自己和幾個人出來衛道，他盼望日後有更多基督徒知識份子可以助陣。前些日子我在《時代論壇》讀到張國棟先生一些護教文章，實在感到鼓舞。希望拙文也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原載於「時代論壇」2000.4.20 改寫於2003.6.18）

悔改與和解：目前中國社會唯一的出路--基督徒恭賀劉曉波先生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公開信 （正體字版）

悔改與和解：目前中國社會唯一的出路--基督徒恭賀劉曉波先生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公開信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聖經·箴言》14章34節）。

作為基督徒，我們從個人良心出發，以欣慰、痛苦、謙卑、感恩之情，恭賀劉曉波先生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我們特別向勇於與劉曉波先生一同擔當自由與民主大業的劉霞女士致以衷心的祝賀與深切的慰問！

之所以感到欣慰，就是劉曉波先生的獲獎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事，乃是代表中國新一代以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為標記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真正愛國的良知分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和支持。這一和平獎不僅是授給劉曉波先生個人的，也是授予所有六四受難者的。劉曉波先生參與一九八九年六四學生民主運動，並且積極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了更大規模的流血，後多次被捕入獄，但對自由與民主之理想和事業始終矢志不渝；二零零八年發起《零八憲章》運動，主張非暴力、有序性的政治和解與民主改革，於二零零九年被一黨專制下的法庭扭曲法律本意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先生為中國自由和民主大業義無反顧，九死不悔。如今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劉曉波先生仍在監獄之中，仍然飽受與其夫人劉霞女士和其他家人、朋友分離之苦；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專權將近100週年之際，多達十四億人口之鉅的大陸中國人民仍然生活在一黨專政所造成的人治的腐敗和禍害之下，這實在是全體中國人民莫大的悲哀；劉曉波先生一向主張以和平、漸進、有序的方式走向自由和共和，卻因言獲罪，被判處十一年徒刑，本身就是中國大陸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自由和人權沒有得到基本保障的集中體現；也是百年以來亞洲各國中率先擺脫皇權專制的國人同胞忍受到如今的奇恥大辱！



之所以感到謙卑，就是因為身為基督徒，我們知道人人都是有限的罪人；我們在道德地位上並不居於可以對別人進行審判和定罪這種居高臨下的地位；同時，長期以來，華人基督教會對社會公義問題的忽視和淡漠，對政治問題的怯懦和逃避，比如六四運動、計劃生育、城鄉歧視等，表明我們並沒有按照耶穌基督的吩咐，自覺地充分地在這個世界上發揮光與鹽的作用。上帝的心意就是：“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聖經·阿摩斯書》5章24節）。教會不僅應當堅持聖經無謬，傳講以基督為中心的讓人悔改的福音，也應當就社會公義問題發出良心的聲音。因此，中國的悔改應當首先從基督教教會、從每個基督徒的悔改做起！



之所以感到感恩，是因為上帝並沒有按照我們的過犯來對待我們；在中國大陸體制內外仍有許多真心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剛勇之士；世界上仍有許多真心關注、熱愛中國人民的國家、民族、教會和個人；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在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再施壓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把2010年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先生，表彰其“長期地以非暴力的形式為基本人權奮鬥”之艱辛，這無疑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民主運動的激勵。我們感謝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不畏強權、堅持真理的義舉！中國人民在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艱辛歷程中並不孤獨！

劉曉波先生強調：“如果沒有上帝，中國就沒有希望！” “中國人的悲劇，就是沒有上帝的悲劇。”他深刻地意識到基督信仰對於中國大陸和平、有序地轉向自由與民主、憲政與共和的道路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和地位，我們欣喜地看到劉曉波先生在與專制極權的長期抗爭中汲取了從基督信仰而來的寬容與和解的精神。我們內心最深切的期盼就是劉曉波夫婦能與我們一同蒙受耶穌基督的救贖大恩，成為上帝的兒女。耶穌基督的救贖大恩不僅是個人生命重生的根基，也是我們中國社會和文化浴火重生的根基。但願耶穌基督的恩典成為身陷囹圄的劉曉波先生心靈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作為基督徒，我們深信：悔改與和解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唯一出路！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聖經·馬太福音》4章17節）。目前中國社會在經濟上有巨大的進展；在法治建設和人權保障上，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法無天的現象相比，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在一黨專政、道德頹廢、民族矛盾、城鄉差異等問題上，長期舉足不前，其癥結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極端滯後。要突破目前的困局，個人和群體都當為自己的犯罪而真誠悔改，並且尋求在悔改的基礎上達成個人、群體之間的和解與共融，消除暴力、內戰、分裂的內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擺脫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我們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創造的，每個人都具有來自上帝的不可剝奪的自由和尊嚴；同時，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權力賜給了每個人（《聖經·創世記》1章26-28節）。家庭、教會和國家都當根據個人的同意而自由結合，並且以保障和促進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為主要目的。因此，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強權凌駕於其他人之上，假借“主義”、“國家”、“民族”之名肆意踐踏個人的尊嚴和權利。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中國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紀，任何以暴力和謊言歪曲真理、強奸民意、奴役他人、踐踏人權的個人和群體都會受到至高上帝公義的審判。

因此，我們鄭重發出呼籲和祈求：

1、呼籲中國政府尊重法治原則和法律本意，糾正錯誤判決，無條件地釋放劉曉波先生，使其早日與夫人劉霞女士團聚；釋放其他一切因為宗教和政治主張而被關押的良心犯；

2、呼籲全世界一切歸在基督之名下的聖而公之教會，尤其是海內外華人教會和基督徒，為自身在社會公義問題上的冷淡而悔改；繼續高舉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忠心地為中國的悔改、和解與重建祈禱；

3、呼籲中國共產黨人認罪悔改，放棄踐踏人權的極權統治，還政於民，以《零八憲章》為基本框架，公開六四真相，尋求社會和解，建立自由與民主政府；

4、呼籲全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中國的社會和解與和平轉型努力；只有擺脫專制制度，尊重個人尊嚴和權利，走向自由與共和，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中國才能長治久安，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祝福；

5、祈求上帝賜給我們每個基督徒堅持真理、捍衛公義的愛心、智慧和勇氣，好使我們為上帝的醫治和饒恕、公義和憐憫早日臨到神州大地而不懈努力！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聖經·彌迦書》6章8節）。“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於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我們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聖經·詩篇》67篇1-2節）。

主後2010年10月10日

簽名：（首批簽名以姓氏筆劃順序排序）王 軍 律師（北京）王志勇 牧師（弗吉尼亞）王策 弟兄 （西班牙）李大衛 牧師（洛杉磯）李志友 信徒 （泰國）齊志勇 基督徒 六四傷殘者（北京）師濤 基督徒 因言論自由被繫獄者劉永川 弟兄 （洛杉磯）沈智勇 弟兄 （舊金山）

 余　杰 作家 （北京）陳佐人 牧師（西雅圖）陳彪 牧師（佛羅里達）阿信 基督徒，作家（成都）吳 倩 作家（舊金山）張伯笠 牧師 （弗吉尼亞）張前進 傳道 （舊金山）張健 傳道（巴黎）張守東 弟兄（北京）張康平 姊妹（費城）羅柳英 信徒 （泰國）
鄭樂國 傳道（溫州）周鋒鎖 弟兄 （舊金山）洪予健 牧師（溫哥華）
 柯志明 基督徒 台灣靜宜大學教授徐 可 傳道（深圳）章云雄 弟兄（費城）

悔改与和解：目前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基督徒恭贺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公开信（修正版）

悔改与和解：目前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

--基督徒恭贺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公开信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圣经·箴言》14章34节）。

作为基督徒，我们从个人良心出发，以欣慰、痛苦、谦卑、感恩之情，恭贺刘晓波先生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特别向勇于与刘晓波先生一同担当自由与民主大业的刘霞女士致以衷心的祝贺与深切的慰问！
之所以感到欣慰，就是刘晓波先生的获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乃是代表中国新一代以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为标记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真正爱国的良知分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和支持。这一和平奖不仅是授给刘晓波先生个人的，也是授予所有六四受难者的。刘晓波先生参与一九八九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并且积极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后多次被捕入狱，但对自由与民主之理想和事业始终矢志不渝；二零零八年发起《零八宪章》运动，主张非暴力、有序性的政治和解与民主改革，于二零零九年被一党专制下的法庭扭曲法律本意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自由和民主大业义无反顾，九死不悔。如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刘晓波先生仍在监狱之中，仍然饱受与其夫人刘霞女士和其他家人、朋友分离之苦；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专权将近100周年之际，多达十四亿人口之巨的大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一党专政所造成的人治的腐败和祸害之下，这实在是全体中国人民莫大的悲哀；刘晓波先生一向主张以和平、渐进、有序的方式走向自由和共和，却因言获罪，被判处十一年徒刑，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自由和人权没有得到基本保障的集中体现；也是百年以来亚洲各国中率先摆脱皇权专制的国人同胞忍受到如今的奇耻大辱！
之所以感到谦卑，就是因为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人都是有限的罪人；我们在道德地位上并不居于可以对别人进行审判和定罪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同时，长期以来，华人基督教会对社会公义问题的忽视和淡漠，对政治问题的怯懦和逃避，比如六四运动、计划生育、城乡歧视等，表明我们并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自觉地充分地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上帝的心意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斯书》5章24节）。教会不仅应当坚持圣经无谬，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让人悔改的福音，也应当就社会公义问题发出良心的声音。因此，中国的悔改应当首先从基督教教会、从每个基督徒的悔改做起！
之所以感到感恩，是因为上帝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在中国大陆体制内外仍有许多真心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刚勇之士；世界上仍有许多真心关注、热爱中国人民的国家、民族、教会和个人；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在目前中国政府的一再施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把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表彰其“长期地以非暴力的形式为基本人权奋斗”之艰辛，这无疑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主运动的激励。我们感谢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义举！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艰辛历程中并不孤独！
刘晓波先生强调：“如果没有上帝，中国就没有希望！” “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他深刻地意识到基督信仰对于中国大陆和平、有序地转向自由与民主、宪政与共和的道路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我们欣喜地看到刘晓波先生在与专制极权的长期抗争中汲取了从基督信仰而来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期盼就是刘晓波夫妇能与我们一同蒙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不仅是个人生命重生的根基，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浴火重生的根基。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先生心灵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作为基督徒，我们深信：悔改与和解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圣经·马太福音》4章17节）。目前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有巨大的进展；在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上，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法无天的现象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在一党专政、道德颓废、民族矛盾、城乡差异等问题上，长期举足不前，其症结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极端滞后。要突破目前的困局，个人和群体都当为自己的犯罪而真诚悔改，并且寻求在悔改的基础上达成个人、群体之间的和解与共融，消除暴力、内战、分裂的内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摆脱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我们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每个人都具有来自上帝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尊严；同时，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权力赐给了每个人（《圣经·创世记》1章26-28节）。家庭、教会和国家都当根据个人的同意而自由结合，并且以保障和促进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为主要目的。因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强权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假借“主义”、“国家”、“民族”之名肆意践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二十一世纪必然是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纪，任何以暴力和谎言歪曲真理、强奸民意、奴役他人、践踏人权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受到至高上帝公义的审判。
因此，我们郑重发出呼吁和祈求：
1、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法治原则和法律本意，纠正错误判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先生，使其早日与夫人刘霞女士团聚；释放其他一切因为宗教和政治主张而被关押的良心犯；
2、呼吁全世界一切归在基督之名下的圣而公之教会，尤其是海内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为自身在社会公义问题上的冷淡而悔改；继续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忠心地为中国的悔改、和解与重建祈祷；
3、呼吁中国共产党人认罪悔改，放弃践踏人权的极权统治，还政于民，以《零八宪章》为基本框架，公开六四真相，寻求社会和解，建立自由与民主政府；
4、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中国的社会和解与和平转型努力；只有摆脱专制制度，尊重个人尊严和权利，走向自由与共和，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中国才能长治久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祝福；
5、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坚持真理、捍卫公义的爱心、智慧和勇气，好使我们为上帝的医治和饶恕、公义和怜悯早日临到神州大地而不懈努力！“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圣经·弥迦书》6章8节）。
“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圣经·诗篇》67篇1-2节）。
主后2010年10月10日
签名：（首批签名以姓氏笔划顺序排序）

王   军  律师（北京）

王志勇 牧師（弗吉尼亚）

王策          弟兄    （西班牙）

李大卫  牧师（洛杉矶）

李志友  信徒 （泰国） 齐志勇  基督徒  六四伤残者（北京）

师涛  基督徒  因言论自由被系狱者

刘永川 弟兄 （洛杉矶）

沈智勇  弟兄  （旧金山）

余   杰  作家 （北京）

陈佐人 牧师（西雅图）

陈彪    牧师（佛罗里达）

阿信  基督徒，作家（成都）

吴   倩  作家（旧金山）

张伯笠 牧师 （弗吉尼亚）

张前进 传道 （旧金山）

张健     传道（巴黎）

张守东 弟兄（北京）

张康平 姊妹（费城）

罗柳英   信徒 （泰国）

郑乐国 传道（温州）

周锋锁 弟兄 （旧金山）

洪予健 牧师（温哥华）

柯志明 基督徒 台湾静宜大学教授

徐    可 传道（深圳）

章云雄 弟兄（费城）

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与基督教及罗马教皇

作者:郭国汀  2010-10-12 16:31:19 
罗马教庭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缔约

比乌斯六世教皇对墨索里尼更加谨慎，1929年罗马天主教与墨索里尼政府签定一份协议；经艰苦谈判，教皇为罗马天主教赢得了独立主权国地位，凡蒂岗城有自已的邮局和无线电广播，并获得17亿五千万里拉补偿；比乌斯教皇因此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意委派来的人”，致使红衣主教Partido Popolare愤而辞职自我流放伦敦。但当墨索里尼坚持利用意大利童子军迫害天主教运动时，1931年6月日比乌斯六世教皇谴责法西斯政权是国家崇拜异端，并在Non Abbiamo BIsoguo通谕中谴责法西斯主义者的效忠誓言，违背了上帝的法律。[8]1938年5月日希特勒访问罗马，比乌斯六世教皇有意离开罗马前往Castel Gandolfo向朝圣者解释说，他不能容忍在罗马升起一个不是十字架上的基督。9月教皇向朝圣者布道时说：“亚柏拉罕是我们的信仰之父。基督徒不得反犹太人，因为从心灵精神上，我们都是犹太人”。

希特勒纳粹政权于1933年通过尤吉尼奥（Eugenio Pacelli Pius后来成为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与凡蒂岗签约，在谈判期间希特勒已经逮捕92名天主教神父，查封了16家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关闭了9家天主教出版物。他面对德国草拟的协定，只能做出二择一的选择：要么实质上被纳粹清除天主教，要么选择与希特勒订约以图保存天主教[9]，他选择了后者。经谈判争取到：教会保持独立自治，纳粹放松对教育的控制，以换取罗马天主教的外交承认；作为回报，纳粹要求所有的儿童必须参加宗教指导课；凡是脱教者必须重新加入教会；直到1936年德军要求每位士兵必须加入德国两个官方基督教之一。

纳粹歪曲悖离基督教原理

与凡蒂岗缔约后，纳粹发起了一场新德国基督教运动。穆勒（Muller）在新德国基督教中加入反犹太人内容，改变基督教原理；纳粹激进分子则完全清除旧约，将保罗和奥古斯汀的教义删除，因为他们为犹太人说话，并发起德国青少年运动。纳粹的这些做法，遇到耶和华见证人的激烈反对，1934年10月日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卢瑟福德（Rutherford）给希特勒一函，指责纳粹迫害耶和华见证人，违背了上帝的法律，“侵害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尊从上帝的旨意，如果你的政府和官员因我们礼拜上帝服从上帝而继续迫害我们，那么我们的鲜血将复盖你，而你将面对至高无上的上帝。”[10]

希特勒与基督教

希特勒自称在镜子里见到自已就是基督，自认是个勇敢的反犹太斗士。1922年4月12日，在慕尼黑演讲中希特勒讲述他的哲学：我的基督情感指引我向我的上帝和救主作为一名战士，它亦引导我向人。[11]

希特勒纳粹与苏联共产党极权体制非常相似。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上皆是强大的无神信仰，相互最终在内心排斥宗教。纳粹的仇恨是基于种族，共产主义的仇恨则基于阶级；虽 然两者的死亡集中营相似，纳粹德国用犹太信徒，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代替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纳粹主义用雅利安高贵血统者取代无产阶级；在阉割知识分子和国 民精神，采用为一党之私的各种技巧，用非人道手段对付竞争对手及迫害宗教等方面，希特勒均决不亚于斯大林。希特勒的宗教情感是一种混杂着种族神密和暴力及 返祖崇拜，沉迷于雅利安高贵血统和反犹太信仰；神学家保罗（Paul de Lagarde）在1873年一篇国家宗教论文中称“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均歪曲了圣经，他谴责圣保罗将基督教犹太教化，对犹太人的历史观都是保罗欺骗我们的。” 他还论证耶苏不是犹太人而是雅利安人[12]。西奥多（Theodor Fritsch）论证说Gulileans事实上是Gauls而Gauls即是德国人[13]。纳粹高官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43年春对部下说：“我们不应当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皇是国家社会主义比丘吉尔或罗斯福更大的敌人 。[14]

纳粹攻击迫害基督教

纳粹政权对天主教的攻击始于1936年。自1936年始，凡是18岁以下的男女青少年儿童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其队歌为：“没有恶的神父牧师可以阻止我们感受，我们是希特勒的儿童，我们不跟随基督，我们要希特勒。”[15]纳粹德国随即展开信仰运动，努力将信仰与教会隔绝。婚礼出生证皆偏离基督而全部导向希特勒。1937年纳粹颁布一项命令：取消所有课堂上的十字架。圣诞节改名为Yuletide，日期则改为12月1日。形容耶苏是一个胆小的犹太佬，他以贬低的方式受死污辱了大多数人。[16]

随着自信的增加，纳粹对基督教的攻击亦随之增强。牧师被禁止在课堂上布道。1936年盖世太宝逮捕了700名新教神父，因为他们布道时谴责纳粹亲异端。神父们因布道提及亚柏拉罕，约色夫，大卫，损害了德国种族的高贵性而受罚。新教主要神学家卡尔巴尔斯（Karl Barth），因宣称基督教面对纳粹已不再可能持中立，谴责人将自已视同上帝等同世界中心是最大的罪，即被解职，

Dinter原是纳粹党第五号人物，负责纳粹党的行政事务，1927年9月日被开除出纳粹党，是因为希特勒已决定使纳粹党远离宗教[17]。 Dinter被开除时，他的第五号党证上被盖上“永远不得重新录用”希特勒发誓从此永远将纳粹摆脱所有宗教问题[18]。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将全波兰1/5的神父关入奥斯维亲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后杀害。[19]

纳粹迫害攻击犹太人

1938年11月9日-10日，在德国400个犹太教堂，数千个犹太商店和犹太人的家被纳粹党烧毁，超过20000 名犹太人被捕。纳粹统治下，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报纸均消声匿迹；因缺金属教堂的钟被熔掉；十字架从所有的医院撤除；在新学校禁止言及宗教；俄国俘虏极悲惨的状态约4/5的死亡率而无人关注。

基督教神职人员谴责纳粹迫害

不少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开谴责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些神职人员因此而牺牲。例如，比乌斯六世教皇日益对纳粹持敌意。1933-1936年期间，凡蒂岗向柏林发了36封抗议函，指责纳粹德国违反协议。幕尼黑红衣大主教于1937年星期日在Palm教堂布道时，宣读比乌斯六世教皇通谕，谴责用肉身和血取代真正的上帝的偶像崇拜，基督教是所有国家所有的人民的家。五天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又在Divini Redemptoris训谕中谴责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人类公敌。[20]1938年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 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还写下Humani Generis Unitas通谕：号召人类友爱，谴责纳粹迫害犹太人和种族主义[21]，但在发表前于1939年2月19日去世；红衣主教Galen公开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牧师在军中散发他的布道演讲者皆被枪杀；Galen红衣主教还和科隆主教Frings共同谴责纳粹谋杀人质和俘虏；教会运动的主要神学家卡尔（Karl Barth confessing）号召基督徒必须一手持圣经，一手拿报纸；杜道夫神父（Dudolf Bultmann）布道时称：如今民事不服从已成为实际道德，不服从第三帝国的所有命令，是所有基督徒的义务；最着名的反希特勒基督徒是Dietrich Bonhoeffer神父，他是富于学识的神学家，与美国许多神学家联系密切，1939年他主动返回德国，他说“当我的祖国陷于邪恶与混乱之际，我不能袖手旁观”。他公开谴责纳粹，虽然一直在盖世太保监控下，他坚持与反纳粹组织一道工作，与国际教会联系，由于帮助犹太人逃亡瑞士，于1943 年4月被捕，并于战争结束前三周1945年4月9日与其他阴谋反希特勒的军官一道被绞死；新教牧师Heinrich Gvuber因帮助犹太人受洗而被捕；新教主教Theophil Wurm致函希特勒，抗议屠杀犹太人，1943年，在布道坛上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群体屠杀；教会领导人波诺福（Bonnoeffe）公开谴责纳粹1935 年9月之剥夺犹太人的权利法，盖世太宝先逮捕他的21个学生，随后将他关入集中营，他拒绝合作宁可入狱。[22]意大利Finme主教Giuseppe Palatucci的表兄是当地警局局长，受比乌斯12世教皇尽力救助保护犹太人的指令，在大屠杀期间，他与表兄一道伪造了几千份身份证明拯救了几千名犹太人，最后被纳粹逮捕并处决。[23]

但也有部分神职人员支持纳粹，例如：马汀主教萨瑟（Sasse）出版马汀路德有关反犹太教的论文以示支持纳粹；1941年3月日Grobe Freiburg 大主教在布道时称犹太人杀害了耶苏并称犹太人自取诅咒；1941年12月日在德国七个省的Evengelical教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犹太人是天然的德国之敌，即使受洗也没救，建议对犹太教徒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将其驱逐出德国领土；[24]1941年6月日当德国入侵苏联后，Jager大主教谴责苏联敌视上帝仇恨耶苏，并说俄国人是一种接近动物的人。[25]

比乌斯12世教皇与纳粹迫害犹太人

布莱恩教授在其名着《信仰：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未公开谴责纳粹，这很难理解，其是否有理由是另一个问题，因他想避免与纳粹发生直接冲突”。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攻击比乌斯12世教皇是纳粹德国的教皇，其理由是他代表凡蒂岗与纳粹签约，且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期间，未公开强烈谴责纳粹德国。但是这些指责显然并非事实也非常不客观公正。

比乌斯十二世教皇（Eugenio Pacelli Pius）1902年获神学博士，精通拉丁文，希腊，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萄葡萄牙和阿拉伯语。1939年比乌斯十二世成为教皇时已经担任神父40年，其中38年作为教会全国秘书处外交官。

比乌斯教皇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之际即下令罗马的教堂向犹太人开放，凡蒂岗一地即有5000名犹太人在其中避难。[26]事实上，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早在1923年11月24日即谴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17年至1929年作为凡蒂岗的代表发表44次有关德国的讲话中，有40次谴责纳粹的内容。[27] 整个1930年代纳粹媒体称他为爱犹太佬的红衣主教，因为作为凡蒂岗国务卿他先后55次向纳粹政府送交抗议迫害犹太人的公开函。他称纳粹是假先知，指责纳粹是种族血统迷信膨胀；希特勒完全是自我膨胀；希特勒是破坏者，能令僵尸惊跳起的人，基督教与纳粹水火不相容无法调和。[28]1937年3月8日比乌斯十二世会见美国大使时私下称希特勒是个不可信赖的流氓，而且是邪恶的人。1938年他给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函中解释他为何反纳粹政权，原因之一是纳粹的反宗教自由，完全缺乏诚信，与纳粹完全不可能进行政治妥协或达成协议。[29]正由于比乌斯12世的上述言论，1939年3月12日比乌斯十二世当选教皇加冕仪式欧洲国家唯有德国未派代表出席。[30]

1939年9月8日在其第一份通谕（Summi Pontificalus）中，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明确谴责纳粹主义，明确反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呼吁和平。在整个二战期间教皇一直为犹太人呼吁，当得知纳粹在波兰屠杀犹太人后，他敦促欧洲的主教们尽一切能力拯救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1940年1月19日在凡蒂岗电台和报纸上教皇撰文称纳粹是野蛮的暴政。在1940年复活节比乌斯十二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轰炸不设防的平民；1940年5月11日公开谴责纳粹侵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42年6月日他公开反对在纳粹法国占领区群体驱逐犹太人，并下令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帮助犹太人。[31] 1941年和1942年教皇圣诞演说重申了这些主题。

综上可见，比乌斯12世教皇始终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对纳粹政权始终深怀敌意，不但屡屡公开谴责纳粹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尽其所能尽力保护了数十万犹太人的生命。

法西斯意大利迫害犹太人

1938年7月15日在墨索里尼指导下，法西斯教授们签发《种族宣言》，称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意大利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禁止犹太人在学校和大学里任教，而1930年意大利大学教授8%是犹太人。比乌斯六世教皇的回应是直接聘任了好些着名犹太教授到凡蒂岗图书馆。他亲自过问确保为那些被迫解职的犹太教授学者有必要的移民文件，以便移民巴勒斯坦和美国。1938年9月日墨索里尼政府颁布第一个反犹太人的法律，模仿德国纳粹纽伦堡宣言，解聘犹太人教师教授，驱逐犹太人的孩子出学校，犹太人从大学公务和军队及其他公共生活中被驱逐。比乌斯教皇多次公开谴责墨索里尼的反犹太教立法。1938年9月6日临死前一个月，比乌斯六世教皇接待一群比利时朝圣者时说，反犹太是仇恨运动，我们基督徒决不能参与。并含泪说反犹太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在精神层面我们全部都是犹太教徒。[32]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教皇持续谴责纳粹政权及其反犹太政策。1938年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教皇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 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要求美国和加拿大天主教帮助被德国驱逐的犹太学者，教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里寻找教职。1939年1月24日他对凡蒂岗外国使团说要大使们尽可能为被德意种族迫害的犹太人签证。他还亲自秘密准备了一份书面训谕，让美国耶苏会牧师约翰草拟，约翰将第一稿交给Wladimir Ledochowski修改，但由于比乌斯于1939年2月10日突然去世，未及公开发表。[33]

罗马教庭处置纳粹希特勒的策略

罗马天主教确实始终未将希特勒及其高级官员革除教籍，但这主要基于现实的考虑而非教皇容忍或纵容纳粹。历史上将暴君革除教会不乏前例，但均受到被革除的暴君的疯狂报复。例如：1324年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将德国巴伐利亚民选皇帝路易四世革出教会，并号召各君主和贵族反抗路易，结果路易率兵进军罗马，赶走教皇自封为神圣罗马皇帝，而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则死于流亡地。 1570年比乌斯五世教皇将英国伊丽莎白女皇革出教会，结果对天主教造成大灾难；英国圣公教会从此独立于罗马天主教自立门户，数百名天主教徒被屠杀，而大量英国天主教徒仍然忠于女皇，维多利亚女皇则巩固了她的权力。[34] 1809年被教皇革除教会的拿破伦派兵包围罗马凡蒂岗，逮捕比乌斯七世教皇强行押出罗马关押了五整年，由1400名士兵看守软禁，因为他曾谴责拿破伦封锁英国并将拿破伦开除出教会。1848年11月日比乌斯四世教皇逃出罗马，14个月后才回到罗马。19世纪末莱克斯八世教皇亦曾被迫短期流亡。[35]希特勒曾计划攻击凡蒂岗，绑架教皇。德国驻凡蒂岗大使（Ernst von Weizsacker）写道他听闻希特勒计划绑架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他反复告诫凡蒂岗官员不要惹恼柏林。

天主教会拯救的犹太人比所有其他教会，宗教团体和拯救组织的总和还多。二战中欧洲80%的犹太人被消灭，意大利的40000名犹太人有85%获救。[36] 1943年10月16日凌晨5点30分，大批盖世太保在罗马挨家逮捕仍在睡梦中的犹太人，结果当天1259人（包括896名妇孺）关入死亡列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周后全部被杀害。1943年10月日至1944年6月日盟军解放期间，德国人又陆续逮捕和屠杀了2091名意大利犹太人。自1943年10月始，比乌斯教皇要求意大利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保护犹太人，在德军占领期间罗马155个修道院共庇护了约5000名犹太人。另在教皇的夏宫（Castel Gandolfo）庇护了3000馀名犹太人。60名意大利犹太人在苏会士格利高里大学生活了9个月，许多犹太人在Pontifical圣经研究院避难。比乌斯教皇亲自允许477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凡蒂岗城内避难。另有4238名犹太人在罗马城内无数教堂内避难。大屠杀研究专家也是受害人的 Tagliaazzo经研究证实热那亚红衣主教Boetto至少救了800名犹太人。Assisi主教救了300名犹太人，许多其他着名的教会领导人，包括数名红衣主教，两名未来的教皇救助和庇护了大量犹太人。

教皇还令各国天主教会尽力救助犹太人。匈牙利Tiber Baranski在大屠杀期间救助了3000馀名犹太人，他证实他们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苏军占领匈牙利后即逮捕他，后来在匈牙利1956年起义后，他移民美国，1979年以色列因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贡献表璋他为“正义绅士”。“我确实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他说。

1955年一个以色列代表团找到Giovanni Montini大主教，拟奖励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工作，被大主教婉拒：“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我的责任，而且我只是按照圣父的命令行事”。1957年Angelo Roncalli红衣主教对以色列外交部对他成功救助数千名犹太人拟予奖励，他亦作了相似的回答。许多意大利天主教徒因帮助犹太人被纳粹逮捕，其中有些人被杀害。

[1]郭国汀(Thomas G.Guo)，海事和人权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与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 《现代提单》；《油污和碰撞责任》；《国际贸易法》；《项目融资》；《国际海事海商法》；《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 条款中译》；《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精选）；《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基督教与人类文明》等专译着。
[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56.
[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3.
[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5.
[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7]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8]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1.
[1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0。
[11]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4。
[1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5。
[13]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4。
[14]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1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1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2。
[17]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7。
[18] Hitler had decided to distance the party from religion. Hitler vonoed to keep the Nazis out of all religious issues forall time to come. See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7。
[19] Robert Rogal, The Catholic Marty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World History ( New York, Croosroad Publishing Co.2000) p.194.
[2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21]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4。
[2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23]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89.
[24]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8
[27]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3.
[28]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5.
[2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6.
[30]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0.
[31]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4.
[32]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40.
[3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41.
[3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8.
[35]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6.
[36] Ronald J. Rychlak, Gold hagan v. Pius XII, First Things, June/July 2000, 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