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用：智者不孤独

(一)

　　说起马思聪，立马想起的不是“思乡曲”，却是北京景山。

　　儿时的情景如一张受了潮的水墨画，轮廓已然模糊。可唯有在景山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那段日子相对清晰。也许，那是我在“狗都嫌”的年纪上唯一可受到表扬的环境。听我现在说话这动静大概很难令人相信，我那会儿居然有一付“金嗓子”，且不但五音齐全，七音也找对了地方。记得考友谊合唱团时，半曲唱毕，钟维国老师已含笑点头。我随即被分配唱“B1”声部。钟老师是个训练儿童合唱的高手。虽童声无法按成人那样分“女高﹑女中﹑男高﹑男低”，却效法分成了“A1﹑A2﹑B1﹑B2” 四部。“B1”相当于成人合唱团的男高，正和我意。

　　从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起，我尝到了唱“B1”的甜头。长大后上了音乐学院才知道，男高音往往是混声合唱中最有油水的声部。它有时与女高音同唱主旋律，有时则冒出几句漂亮的付旋律，飘逸似彩虹，潇洒如流云。“队歌”的第二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便是如此一例，唱得我得意非凡，下巴随“先锋感”翘起。

　　每星期一次的合唱团活动雷打不动。从学校出发，乘四分钱的无轨电车，囊中羞涩时亦可步行，便来到景山公园。伙伴们鱼贯而入，一路嘻笑撕打，绕着煤山山脚跑进宫里去练歌。途中每每路经那棵木栏杆围着的“罪槐”，遂几分肃然起敬，几分肉跳心惊。耳边似响起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杀声震天，猛见得崇祯披头散发吊在那树上摇来晃去……。可李自成到手的皇位还没坐热就被赶出了京城，显然没顾得上狠抓意识形态。那会儿的孩子说不出几个古代先哲，可侃起农民起义的领袖却倒背如流。二百年后又一轮回。洪秀全半壁江山到手就自封“天王”，招佳丽三千终日荒淫。据传他曾选几百男童入宫，净身之后作各阶层的管理干部。宫内除了他几无完整男人，以保和谐社会。又是百年。毛泽东比洪秀全高明百倍，洗脑术将亿万孩童一网打尽。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歌手，童男童女们高唱着“跟着毛泽东”，欢蹦乱跳地入宫被“净魂”。呜呼﹗这一代可还剩下个把完整的“人”﹖

　　据说洪秀全的净身师多为江湖郎中，不是阉得不够就是阉死了人，活下来的合格干部所剩无几。文革前的“净魂师”远不够老练，时常会犯些低级错误。钟老师在如烟的红歌中居然藏进几首西方古典歌曲教我们来唱。韦伯的“猎人之歌”就是我在友谊合唱团时学会的曲目。仅此“阉得不够”之罪，便足以使钟老师后来吃尽了苦头。

(二)

　　说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立马想起的不是北京景山，却是马思聪。




　　其实在我当时的年龄上，在乎的本不是唱的歌由谁作曲，而是“B1”声部有没有令我翘下巴的旋律。更是老师的好评，同伴的赞许，还有女孩子丢来的白眼和不屑一顾的撇嘴。之所以对马思聪印象如此之深，皆因在印成铅字的作曲家中，他是那会儿我见过的唯一一人。

　　有一年合唱团去广播电台录制“队歌”。在隔音玻璃那头的控制室内，坐着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他身穿一件广东那一带人常穿的“香云衫”，弧形玻璃后的那张脸有点变形。后来录音莫名其妙地中断，钟老师宣布原地休息。好一会儿才重新开录，却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只录齐唱不录合唱。事后听说，马思聪与领导干部在 “阉法”上发生了争执。马思聪要求录四声部合唱，领导却认为合唱是各唱各的调，如何听得清楚﹖此歌的词作者郭沫若当然不屑露面，就是露面也无济于事。这个堪称中国现代的“净魂大师”，早就“自宫”得干干净净。一场秀才与兵的遭遇战，马思聪败下阵来，跟着倒霉的是我们“B1”声部。以后每当在收音机里听到此歌我便忿忿不平﹕合唱版本比这好听多了﹗

　　晨雾终散留不住，“金嗓子”的风光转眼即逝。当喉头感到有点怪怪的不自在，我的友谊合唱团生涯便走到了头儿。马思聪，也随之悄悄地退出了我残缺的童年。

(三)

　　马思聪仓惶出逃。傅聪衣锦还乡。

　　这一出一进并非发生在同一年代，却几乎在同一年代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对“马思聪出逃”这一重大事件的获悉晚了几乎近十年。这怪不得我孤陋寡闻。1967年初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当马思聪夹着仅有的财产，一把小提琴，混在偷渡客中携家室冒死渡海投奔香港时，我关注的是妈妈被红卫兵剃的“阴阳头”上是否长齐了新发，爸爸是否从遥远的边陲捎回了只言词组。那年头，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我爸我妈，人人朝不保夕，跑了个作曲的与我有何相干﹖等进入音乐学院后再次搜寻这个以彩虹流云让我“先锋”了一回的马思聪时，才得知他已由中国音乐界的巨匠变成了“阶级敌人”。

　　论年龄，傅聪可算马思聪的学生。在使傅聪一举成名的1955年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上，马思聪已是评委。两代音乐家共有个精彩的名字，他们是“智者”，名如其人。傅聪于1958年底因父亲傅雷[2]被党的“左脸”批判而出逃英国。想不到老师步学生后尘，八年后“叛国投敌”去了美国。曾几何时，国人勒紧裤带“超英赶美”，你们岂不是蓄意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傅聪由党的“右脸”于1979年恩准回国时，马思聪仍在海外飘零。干什么都有个先来后到，先跑的先回来，倒也说得过去。

　　对傅聪的出逃，我同样是孤陋寡闻。不同的是，对我来说，他还没来得及成为阶下囚，便已当上了座上宾。可惜傅雷夫妇已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至死，没等上见儿子一面。衣锦还乡之际，傅聪将父亲多年来的书信整理出版。“傅雷家书”以其宏大的抒情更使“傅聪热”加温。那个时代音乐学院的学生以熟读“傅雷家书” 为一种深沉的时髦——，即爱党，又爱艺术。



　　无论说“傅聪认识我”或“我认识傅聪”都言过其实。尽管在一个朋友家里见了他一面，可我一定像个小学徒见大师，连贯的话也说不了几句。紧张中却没忘请他在 “傅雷家书”上签名，使我特有的“时髦”即有了真传又有了底蕴。如今此书早不知去向，丢的不仅是书，还是对“家书”解读的特权。几天后，傅聪在上海音乐学院公开教学，校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教学结束后一群群人意犹未尽，站在音乐厅门口兴奋地高谈阔论。有人说，傅聪弹出的“降A”与“升G”听起来大不一样[3]。有人说，傅聪就是弹错了音也错得漂亮……。

　　那是个把我这个“北大荒人”冻得发抖的上海隆冬，我卷缩在被窝里挑灯夜读“傅雷家书”。鲜活的感情挤压了思考的空间。可感情沉淀之后，理智便死灰复燃﹕叛逃无疑是反党，而家书对党的忠诚岂不无情否定了叛逃的理由﹖叛者苦恋着叛的对象，所幸投靠的“敌国”保障了叛者即“爱”又“叛”的权力。这一别扭的逻辑让人越想越胡涂。当脑子如一锅浆糊时，本能的生理反应就是“深沉”。于是，我重新投入到原始的感情中去。纠缠于思考与抒情之间，我像一个被逼向墙角的桥牌手把手中的几张纸牌捻来捻去——，党﹑领袖﹑政府﹑疆土﹑民族……。一个最聪慧的社会群体啊﹗智者们，你们几十年来虽被打断了脊梁却仍倾满腔热血挚爱的那个对象究竟是什么﹖绝望中桥牌手丧失理智地发作，索性把几张牌一股脑儿塞进了嘴里。嚼烂之后“啪”的一口吐出，于是我心安理得地相信，这难以言表的浆状物就是当代文人全部爱的归宿。

　　他们称其为“祖国”。

(四)

　　“傅聪旋风”刚刚吹痒了上海滩文化青年的心，紧接着，不速之客钢琴家阿什肯纳齐 [4]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撞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无论中国的“二聪”是欣慰还是尴尬，阿什肯纳齐的出现婉转地暗示了国人﹕中国音乐家的叛逃竟意外地与国际接了轨。

　　当时的我虽听说阿什肯纳齐很有名，但想不到他竟有名得让李教授大惊失色。那是一个仲夏的午后。李教授路经学校的音乐厅时，忽听得从虚掩的门后传来一阵不凡的钢琴声。他不觉驻足。透过门缝，李教授看见了惊人的一幕﹕一个西方人在没有空调没开风扇的闷罐子般的音乐厅里，光着膀子挥汗弹琴，身上湿得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般。再定睛一看，李教授呆了。——阿什肯纳齐﹗他没敢破门而入，却调头朝党委办公室奔去。不知所措时当然应该“依靠组织”。顾不上向路遇的莫名其妙者解释，他三步并两步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喃喃自语﹕阿什肯纳齐来了﹗阿什肯纳齐来了﹗……



　　1979年，阿什肯纳齐随英国BBC电台来上海拍电影。据说他来得很低调，中国音乐界对此竟一无所知。那天BBC一行来到音乐学院，他便一个人闲逛进了音乐厅。看见台上摆着一架“斯坦威”演奏琴，他一下子来了琴瘾，于是便出现了让李教授惊吓的场景。这一天下掉下来的“活宝”使音乐学院兴奋得乱了方寸。经协商，阿什肯纳齐终于同意举行一场“内部独奏音乐会”。虽是“内部”，但仍走漏了风声，音乐学院再次迎来了水泄不通。有幸求得一票，我目瞪口呆头重脚轻，像喝醉了酒。对这场音乐会，我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内部”之前，我压根儿不知道钢琴是啥玩艺儿。

　　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巧合。要知道，阿什肯纳齐与傅聪曾短兵相接，或称同台献艺。他俩在同一国际比赛中脱颖而出，阿什肯纳齐获第二，傅聪第三。可据说有些评委因坚持认为阿什肯纳齐应获第一而拒绝签字。至于马思聪是否签了字并不重要，也无从考证。重要的是，傅聪出逃几年之后，阿什肯纳齐也逃离了苏联，先旅居英国，后入冰岛籍。获得了精神的自由，阿什肯纳齐在世界乐坛如鱼得水。惊现上海时，正值他处于琴艺的颠峰状态。

　　也许，冷战中的苏联毕竟有别于“新中国”，阿什肯纳齐就是跑，身段也比傅聪从容，或许称“出走”较为准确。既敢出走，何惧我行我素﹖他没像傅聪那样在“敌国” 自我约法三章﹕不入外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做任何有损“祖国”的言行。大概因头脑过于简单，阿什肯纳齐言必所思口无遮拦，常常把前者既“叛”又“爱”的那团湿乎乎的浆状物不当回事儿。他痛斥苏共的洗脑术灭绝人性，并为萧斯塔科维奇 [5]口述的揭露文化专制的“见证”一书写序。他尤其赞扬为反抗共产极权而流亡的索尔仁尼琴，称其为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此离心离德，量他也拿不出一迭将 “党”与“艺术”同歌共泣的书信，以出版“阿什肯纳齐家书”。我想，此乃苏联一代青年远不如我们“深沉”的原因。

　　“不速之客”不仅闯入了音乐学院，也松动了我的封闭世界。他使我懂得了什么是钢琴，什么是音乐。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一个精神启蒙的切入点。撕开铁幕的一角，一个二十世纪思想者集体叛逆的宏伟画卷渐渐在眼前展现……

(五)

　　听母亲说，我在别的孩子还不会说话的年龄就会唱歌。天下当妈的个个说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其实，那歌唱得一定和哭差不多。不过，我之所以喜欢音乐，很可能要归于幼儿混沌中的耳濡目染。至今仍依稀记得，躺在疲倦的灯光下，迷迷糊糊地听母亲的歌声渐渐远去﹕“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

　　“苏武”伴我长大，转眼到了“狗都嫌”的年纪。那么大小的孩子多不可理喻。挺好的歌，一到我们嘴里就变味儿。去合唱团时，伙伴们常推推搡搡绕着山脚边跑边吼﹕ “苏武老头卖豆腐。买卖赔了本儿，回家打媳妇……”

　　1985年，当马思聪在美国费城的寓所里接到“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彻底平反的通知”时，不由得仰天长叹﹕“苏武牧羊十九年哪﹗”

　　可马思聪毕竟不是苏武。苏被流放。马为逃亡。流放，是被动承受政权对你的惩罚。逃亡，是主动对抗政权对你的迫害。令人费解的是，何为“平反”﹖“平反”不是认错，更非道歉，却是迫害者给被迫害者的赏赐和感激涕零的机会，随手往伤口上再撒点盐。以高尚体验疼痛便产生了“文学”。“傅聪旋风”恰为萌动的“伤痕文学”推波助澜。被“平”了“反”的逃亡者百感交集回到了逃亡的起点。故友热泪盈眶，亲人抱头痛哭。昔日“左脸”政策失误既往不咎，如今“右脸”英明伟大交口赞颂。

　　牧羊也罢，卖豆腐也罢，苏武被流放至北海，即今日的贝加尔湖，苦熬了十九年。那深不可测的“西伯利亚的蓝眼睛”镶嵌在现俄罗斯前苏联的疆域。那里，正是阿什肯纳齐及其前辈的摇篮与故地。

　　古代的铁血，现代的杀戮。冰天雪地之中，他们握手弹冠。

　　历史，在这里交接。

(六)

　　如论资排辈，阿什肯纳齐只能算是个流亡“新秀”。苏联音乐家的叛逃几乎与“苏维埃”同时诞生。

　　说横跨欧亚的俄罗斯是个艺术的“情种”也许并不过份。这块长出了柴可夫斯基与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土地简直像部机器一样，批量生产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曲人才。而“十月革命”则是流水在线的另一部机器，专门经营“人才出口”。我所知的俄国作曲家在革命时期大致可分三类﹕萧斯塔科维奇等“新苏联”作曲家均与我唱 “队歌”时的年龄相仿，显然不具“跑”的意识和体能。而萧斯塔科维奇的老师， “俄国的莫扎特”格拉祖诺夫从1917年起，撇下未完成的第九交响曲就此封笔，一个音不写，直到也加入了“跑”的行列。剩下的，则“三十六计走为上”，纷纷像躲避瘟疫样地逃离了俄国。



　　最有理由逃跑的，当推贵族出身生活富足的拉赫玛尼诺夫[6]。按照中国文革的标准，他铁定是个地道的“狗崽子”。他像一只地震前坐卧不安的老鼠，早在“冬宫”炮响之前就预感不妙。对他来说，失去随心所欲的创作比失去地产更糟。在亲自指挥了自己作曲的阴森的“死亡岛”后，便趁出国演出之机逃离了风雨飘摇的圣彼得堡。他跑得很狼狈，携全家四口坐着雪橇仅带了几份乐谱直奔赫尔辛基，从此一去不返。

　　另一个年轻的普罗科菲耶夫[7]正在为创业奋斗。他呕心沥血创作的第一部歌剧“赌徒”原本定于1917年首演，却因革命中的政局动荡而泡汤。这是个不详的预兆，暗示了普罗科菲耶夫如赌博样的人生。他不顾一个布尔什维克对他的警告，“若敢去美国则另当别论”，于1918年孤注一掷越海西行。他的倒霉几乎 与作曲一样出名，又一部歌剧“三个桔子的爱情”因编导突然意外死亡，在美国的首演被迫取消。然后他灰溜溜地去了巴黎。

　　与前两者相比，斯特拉文斯基[8]较为幸运。他随和豁达，放荡不羁，对新作曲法充满了兴趣与敏锐。1917年之前，他已有三部舞剧在西方出名，只是其中的“春之祭” 出名得很不光彩。由于手法过于现代，从巴松演奏的第一句开始，愤怒的观众就开始起哄。抗议声愈演愈烈以至演员听不见音乐，导演祇得站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对着台上高喊“一二三四”。这一艰难的演出没持续多久，斯特拉文斯基便从后门溜走以躲避清算。如普罗科菲耶夫的“赌徒”，“春之祭”似乎预示了斯特拉文斯基动荡的一生与俄国随之而来的骚乱。“十月革命”时他已在瑞士居留，本来并没打算长驻。他因此“跑”得十分轻松，只需原地不动。

　　假如他们留在了苏联，谁知道能否在清洗与整肃中劫后余生﹖

　　他们失去了“祖国”。世界获得了财富。

(七)

　　没跑的想跑，跑了的想回来。叛逃也似“围城”。

　　傅聪回国的意义远不止衣锦还乡，它开创了现代中国一个用不着“叛国”就能“投敌” 的时代。在他回国的当年，中国送出了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以后便络绎不绝，其中的大部份如今已在“敌国”安居乐业。

　　历史简直荒唐到捉弄人的地步。记得儿时唱得最解气的一首歌谣如是说，“一二三四五，山里有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谁能料到，马思聪尚未“平反”，恨不得吃了杜鲁门的一伙便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杜鲁门的国度﹖

　　虽同在“敌国”，“叛”与未“叛”的显然心境不同。留学生踌躇满志，马思聪郁郁寡欢。“当那杜鹃啼遍，声声添乡怨”。他写于1937年的“思乡曲”神奇地暗示了作曲家后半生的离乡背井，与“赌徒”与“春之祭”异曲同工。他深居简出，将全部的寄托注入作曲。可唯有几次去台湾的访问演出，让他找回了点名作曲家的感觉。想当初是国人皆知的音乐泰斗，“南有贺录汀，北有马思聪”。想不到投身革命几十年，如今却到了流落他乡的地步。

　　倘若能以当初在电台唱“队歌”时与其“一面之交”和他说上话，我定要对他说，贺录汀之爱女在文革中惨死，相比之下，你马思聪至少保住了女儿。

　　“泰斗”失去了光环。妻女获得了安宁。



(八)

　　脚跟未稳的苏共当局起初对叛逃风潮颇为迟钝，远不及中共对马思聪的逃跑反应得雷厉风行。东窗事发仅三月有余，公安部已组成了“项目组”风声鹤唳抓捕“同犯”。而苏共在斯大林于1928年全面掌权后，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高兴得过早的“叛国” 文人。先是他们的作品全面被禁，然后苏共便开动宣传机器口诛笔伐，向西方“腐朽”的艺术全面宣战。

　　面对“没落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的指控与批判，三个叛者在这场“音乐冷战”中表现各异。

　　拉赫玛尼诺夫对苏共的回答，是病入膏肓的思乡与刻骨铭心的忧郁。他之所以被称为 “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主义”，恐怕并不是因为他的理念，而是他的天性。天生多愁善感，悲伤与苦闷总与他如影随形。假如他凑巧听了马思聪的“思乡曲”，恐怕就是踏破铁鞋也要寻马为知己。他的音乐似病态西施样美得苦涩，且婆婆妈妈迭迭不休。眼见得充血的旋律就要山穷水尽，一转脸，又藕断丝连地被推向又一层次的宣泄，让人琢磨不透是高潮还是前戏。那惊人的作曲技巧来自他释放痛苦时波浪般的冲动。乐起乐落，他两眼通红。



　　而斯特拉文斯基几乎在任何方面皆与拉赫玛尼诺夫唱反调。在苏联当局对他的攻击谩骂中，你似乎听得见他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去你的﹗谁吃你这一套﹗”。他热衷于试验各种新奇的作曲技法，一会儿一个流派，一会儿一个“主义”。与拉赫玛尼诺夫的“浪漫主义”相对，他开创的“新古典主义”偏爱冷漠而具“骨感” 的管乐，讨厌“肉感”的弦乐缠绵地演奏冗长的旋律，而这正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拿手好戏。他三十年代入了法国籍，四十年代又入美国籍，不像拉赫玛尼诺夫虽半生在美国居留，直到临死前的两个月才不情愿地作了美国人。当1957年苏联的加加林驾航天飞船上天，一个餐馆侍者讨好似地问斯特拉文斯基是否为你的“祖国”骄傲﹖不料他勃然大怒﹕“为什么苏联做得到而美国不做﹖﹗”

　　这两个同根异果的“俄国佬”针锋相对地在相斥中互补。一个是俄罗斯的血肉，一个是俄罗斯的筋骨。一个把俄罗斯诠释成多情，一个把俄罗斯演绎为冷静。一个把俄罗斯当作生根的土壤难舍难分，一个把俄罗斯视为弥散的空气若即若离。

　　至于普罗科菲耶夫在冷战中的角色，则是另一个痛苦的话题。尽管巴黎给了他作为世界一流作曲家的脊柱，可他就是无法摆脱那团挥之不去的湿乎乎的浆状物。如被哈姆雷特的幽灵缠身，他玩弄着掌心的两粒骰子，盘算着又一场决定命运的豪赌……

(九)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坐在“世界日报”在北美创刊时期的资深记者李勇在纽约的书房里，与年逾古稀的李先生畅谈。此刻，窗外正是大雪纷飞。

　　让我兴奋的是，李先生是个先后采访过“二聪”的难得的人。仅此，就足以超越“下雪天留客”的理由。

　　对马思聪的“平反”之所以拖泥带水，皆因他缺乏明智的“约法三章”。傅聪不犯的错误他几乎全犯，能给他一纸“平反”实在已算“宽大处理”。他的“重大错误” 之一是在海外控诉文化革命。李勇采访他后写下的专访一发表，马思聪便麻烦缠身。可他不思悔改，并向李勇表明，你写的全部是事实，文章代表了我的观点。相比之下，傅聪的立场则明确又坚定。1973年他出访演出路经香港，李勇率一组记者登门采访。也许是嗅出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气味，采访伊始，傅聪便起身声明﹕“不管怎么说，我就是热爱毛主席﹗”李勇当即告辞。

　　可以理解，游荡于距“祖国”门坎半步之遥，“热爱毛主席”的宣称不过是为日后回国的前瞻性表态与敲门砖而已。对比普罗科菲耶夫为回国所付的天价，傅聪的付出实在不足挂齿。



　　令我大惑不解，普罗科菲耶夫怎么会选择一个不能再坏的时刻回苏联。正值三十年代苏联文化的冰冻期，斯大林亲自发动的对萧斯塔科维奇的批判刚落幕，普罗科菲耶夫就离开了巴黎打道回府。即便他未曾与苏共作过什么交易，杀鸡儆猴的把戏已足以迫他自律。整肃后的萧斯塔科维奇擦去了冷汗着手创作“第五交响曲”以示“接受党与群众的批评”。普罗科菲耶夫也匆忙效法，但他却比前者愚蠢得多，百口难辩的“十月革命大合唱”与为斯大林祝寿的“祝酒歌”为他留下了难堪的败笔——

　　“……您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斯大林﹗……”

　　作为世界闻名的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荒腔走板成了音乐史上引人注目的话题。尽管学术上可见仁见智，可一个浅显的常理实犯不着史学家讨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视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至高无上，只要逼你出逃的政权还在，你就最好流亡海外，除非愿以一纸浮士德契约抵押灵魂。我想，这就是思乡至死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痛苦选择与唯一归宿。

　　至于对马思聪，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来得及回国就不幸过世。据说他被“平反”后就一直在做回国的准备，可准备了两年仍不见动静。期间他还携妻子遨游了欧洲数国。起码他没有归心似箭。官方版本的马思聪“心系祖国”，可他多次向李勇表达了对逼他出逃的政权深恶痛绝。也许，十九年的精神苦役使“苏武”陷入了“热爱”困惑。一个真实的马思聪在“代价”与“回归”间苦苦权衡……。

　　“智者孤独”。马思聪似在徘徊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

　　一次遗憾的手术使他在缺憾中长眠。他的辞世使“回国”只能成为局外人一厢情愿的 “假如”，他总算艰难地守住了良知的底线。但愿弥留之际的马思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半辈子的“革命”生涯有所反思。

　　拉赫玛尼诺夫客死他乡终未归。而斯特拉文斯基于1962年以八十岁的高龄访问了离别五十年的苏联。不知他是否也为回国付出了代价，可用萧斯塔科维奇的话说，那些骂他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家伙现在却伸出手来笑脸相迎，而斯特拉文斯基则迫使这些伪君子握他的拐杖。他至少没有丧失尊严。尽管赫鲁晓夫一再希望他回苏联定居，他却始终“不识抬举”。斯特拉文斯基于1971年在洛杉矶辞世。根据生前的遗愿，他被送往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与这个“泡在水里的辉煌”日月共存。只要有空气就有俄罗斯。他带着俄罗斯翻山越海，不在乎落叶归根。他的身边埋葬着他的终生朋友与合作伙伴，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的创始人，似乎是对年轻时引发的“春之祭”骚乱作个幽默的回顾。

　　他属于俄罗斯，更属于全世界。

　　窗外的鹅毛大雪没有一点停的意思，我祇得起身告辞。送我出门的除了李勇，还有 “智者”的回声。可悲的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谈历史，而是谈现实。即便是对普罗科菲耶夫，“祝酒歌”也并非悲剧的结局，只是开端。

(十)

　　如果说，“祝酒歌”的作者与被祝者同归于尽是上帝对软弱者的惩罚[9]，那么“永远跟着毛泽东”的“队歌”作者被“毛主义”逼上梁山则是历史对效忠者的嘲弄。只是俄国的叛者多数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而中国的叛者不少与共产政权相濡以沫。前者以流亡追寻自由，后者以逃亡躲避灾祸。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的流亡是顺理成章的自然，后者的逃亡是阴差阳错的误会。

　　顺便一提，马斯聪的“队歌”于1978年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取代，后者荣升为法定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其实，这两首歌本大同小异，如同一“宫刑” 中的左右两刀。若非“败者为寇”的棋局，实不必偷梁换柱。时代的年轮古板地重复着我的少年宫经历。虽弧形玻璃的后面换了张脸，可煤山还是那座煤山，“罪槐” 还是那棵“罪槐”，童男童女们仍在红墙之内飞檐之下的宫里唱着万变不离其宗的红歌“净魂”。听说钟老师在文革中被批被斗，后来便断了消息。倘若他能躲过一劫，如今已是八﹑九十岁的髦耋老人。尽管他为党的“净魂事业”鞍前马后，哪怕他只教了我一首“猎人之歌”，我也要对他由衷感谢。

　　中国的儒仕千百年来与政权苦苦周旋，真可谓千姿百态。从流放到逃亡，他们逐渐由被迫到主动，但鲜有人突破“逃跑”与“躲避”的局限。而苏联文化的精髓在于思想者追求自由的集体流亡。若无叛逆者以独立人格的创造，二十世纪的文化史就不完整。

　　逃亡并非流亡。前者是避难，后者是抗争。前者是形态，后者是精神。逃亡若是圈状轮回，流亡便是线性过程。有的人或一时逃亡，或一世逃亡，但从未进入流亡。有的人从未逃亡，但毕生在本土流亡，如一辈子带着面具的萧斯塔科维奇。有的人在逃亡流亡间变脸，游走西方世界时扮流亡之悲情状，与其所“叛”之党国作交易时则作逃亡之乞怜相。有的人从逃亡出发，以流亡告终。虽义无反顾，但始终在过程中艰难拔步。也有人奋力走出了流亡的隧道，最终获得了自由的天空。他们告别了四海漂泊的失落，摆脱了魂牵梦绕的乡愁，以超然的时空观使要挟利诱失去了筹码。他们以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丰满了民族的羽翼，把人类文明的精神境界提升。

　　他们 ，才是真正的智者。

　　智者不孤独。


　　二○一一年十二月
　　芝加哥
[注]

[1]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马思聪曲，郭沫若词。前身为“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1953年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大意为﹕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2]傅雷﹕中国著名翻译家，译有诸多世界文学著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饱受迫害，于1966年与妻子双双在家中自尽。

[3]在钢琴上升G与降A为同一黑键。

[4]阿什肯纳齐(Vladimir Ashkenazy)﹕当代世界著名钢琴家﹑指挥家。生于前苏联，后入冰岛籍。现任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艺术总监。

[5]萧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前苏联作曲家，极少数毕生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作曲家之一。死后在西方发表的“见证”一书披露了他生前对文化专制的痛恨。但对此书内容的可靠性目前仍有争论。

[6]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俄国作曲家﹑钢琴家，被称为音乐史上“最后的浪漫主义”。所作第二钢琴协奏曲为其风格的代表作。后半生定居美国。

[7]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前苏联作曲家。早年流亡美国﹑法国，三十年代回苏联定居。作品在世界乐坛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8]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俄国作曲家，“十月革命”前离开俄国，随后一直在西方生活。“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对世界音乐文化有重要贡献，并被萧斯塔科维奇称为本世纪唯一可称“伟大”的作曲家。

[9]普罗科菲耶夫与斯大林死于同年同月同日，仅相差一小时左右。


照片说明﹕

(1) 马思聪
(2)少年宫友谊合唱团
(3) 傅雷家书
(4) 阿什肯纳齐
(5) 拉赫玛尼诺夫
(6) 马思聪与家人在美国
(7)斯特拉文斯基
(8)普罗科菲耶夫

远近: 亨利•卢斯——“时代之父”及他的“美国世纪”

亨利•鲁滨逊•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又译为 亨利•鲁滨逊•路思义）1898年4月3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蓬莱市，传教士之子，中国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先后创办了《时代周刊》 （TIME）、《财富》 (FORTUNE),《生活》 (LIFE)，与《运动画刊》(SPORTS ILLUSTRATOR) 四大杂志，被称为“时代之父”，超过1/4的美国人阅读他的出版物，是近代美国最大、最有声望的杂志出版家。他的关于新闻报道的思想理念在美国及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许多人认为卢斯巧妙且成功地将他的美国价值观（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及基督教伦理融入他的事业。卢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由美国领导和改造世界。卢斯对中国充满感情，围绕他的几件有争议的事件多与中国有关。

童年及青年

亨利•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省蓬莱市，父亲亨利•温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又译为 亨利•温特斯•路思义）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后来先后出任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是司徒雷登）；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 Middleton）。老卢斯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决定将来去海外做传教士。耶鲁毕业后，老卢斯又去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神学， 相遇伊丽莎白， 并结婚。婚后，夫妻来到中国山东。 小卢斯是家中的长子， 他还有三个年龄相近的妹妹，全部出生于中国。老卢斯有语言天赋，去中国后很快学会了中文；伊丽莎白花了三年尽了很大努力但却学不会中文，据说这可能和她的先天听力弱 有关。 于是，伊丽莎白便承担起全部家庭事务。少年卢斯很聪明，也是家中的宠儿。1905年，父亲为了筹款支持山东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的前身），7岁的卢斯第一次随父亲访问美国，停留了大约一年。 在芝加哥，富人遗孀 南蒂.麦考密克（Nettie McCormick）， 对年幼卢斯印象深刻，希望能收养并在美国抚养教育卢斯，被卢斯父亲拒绝。但南蒂.麦考密克仍然决定支持卢斯今后的教育费用。 在美国期间，卢斯生病。医生决定手术采取他的扁桃体，由于麻醉太早失去效果，手术进展不顺，手术后他得了结巴，他的性格也变得内向。10岁时，卢斯被送往中国内地会在山东省海滨城市烟台设立的寄宿学校。频繁的书信成了他和父母的主要交流工具。他在信中说，他讨厌学校，他非常的寂寞，学校生活像酷刑。 在此期间，他变得非常宗教， 11岁时他写道：“我觉得，我作为神的捡选之一，神肯定是在我身边”。后来，在山东的寄宿学校，卢斯和一个英国男孩成为好朋友。两个男孩决定开始自己的报纸。他自豪地写信给他的父母说：“我是主编”，报纸包括学校新闻，小说和诗歌，卢斯写社论和主要的文章。

1912年，中国的的政治局势变得动荡，卢斯被父母 送到英格兰学校学习一年。 1913年，卢斯15岁，他得到奖学金，开始了他的美国教育学习，学校是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著名的寄宿学校 -霍奇基斯（Hotchkiss School ）。 在学校，他的同学大多是富家子弟，卢斯对体育不感兴趣，不懂俚语。作为接受奖学金的条件，他必须做一些清洁工作。 因他的机灵及异域旅行探险的经历，卢斯逐渐地赢得其他男孩的尊重。他交了多个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是，布瑞-海登 （Briton Hadden），来自纽约的银行家的儿子，二人后来成了创业伙伴。 卢斯 和海登二人的性格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二及。卢斯：严肃，勤奋好学，内向；海登：爱社交，性急，外向。高中毕业时，卢斯是班级学业第一，海登是班级演说家（class orator）， 二人都去了耶鲁。在耶鲁，二人几乎重演了高中的故事。他们的同学，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未来的知名作家，评论家， 用了一系列对比词来描述二人： “卢斯/海登： 道德/不道德， 虔诚/世俗， 专注/不务正业， 资产阶级/波西米亚风格，忧郁/欢乐， 可靠/莫测， 慢/快，驯服/野性， 高效/辉煌， 体面/迷人， 天真/愤世嫉俗， 清教徒/享乐主义”。二人在耶鲁成为骷髅会成员。毕业时，卢斯学业是耶鲁当时有记录来第一，海登是学校报纸的董事长（board chairman），分别被同学选为最聪明的人 和最可能成功的人。

改变世界的出版家

他们耶鲁毕业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年夏天，他们应征入伍，任务是 帮助训练新兵及预备兵，二人对新兵的知识缺乏震惊。卢斯和海登认为，生动，有趣，和翔实的新闻杂志，可以使人们成为更好的公民。一个办杂志的主意.就这样开始酝酿了，后来这杂志在美国家喻户晓，并举世闻名。

战后，卢斯在多家新闻机构工作， 时间都不长， 最短的仅6周。1922年卢斯和海登又到一起，开始准备《时代周刊》的创刊。他们对杂志的目标，内容和风格上意见一致。目标是让普通的越来越忙的中产阶级得到精简和权威的资讯。内容分为22类， 包括新闻， 工商，宗教，医学，科技，等。风格上强调权威和时尚。卢斯和海登反复练习， 将一周的新闻浓缩为一小时的阅读量。他们从其他报纸和杂志中获得资讯，再以权威，精简 和时尚的风格写出来。 虽然他们对新闻报道，编辑和发行没有经验，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读者需要的是对新闻的权威解释，他们可以满足。卢斯和海登用他们精心编制的模拟杂志， 从耶鲁同学及其父母处凑到82000美元。他们在曼哈顿租了廉价办公室，雇了一个帮手。 1923年3月 3日，《时代周刊》首期发行， 共卖了8600本，当年二人都是25岁。因二人都想做编辑， 但其中一人必须做发行，他们决定轮流。第一年，海登是编辑，卢斯做发行。第二年，海登做发行，却不成功， 故前三年都是卢斯做发行，海登是主编辑。《时代周刊》前三年，其文章基本上是海登的风格：活泼，娱乐，嘲讽，明快。到1927年，首次盈利。1929年，海登突然因血液感染去世。 卢斯从此全面掌管周刊的编辑和发行，其风格也转为卢斯的特色：有明确的道德标准和目标指向。周刊也有了自己的专职记者，其中包括一些明星记者和作家。

1929年底，亨利•卢斯决定创办《财富》杂志。 因有《时代》成功的基础，卢斯从一开始就聘用最具才华的人才，包括作家，编辑，摄影师，其中有多位耶鲁和霍奇基斯的校友。 当时1929年10月股市崩溃，经济大萧条，所有人都怀疑卢斯的决定。 但卢斯充满信心，他将《财富》杂志定位为一本严肃的面向工商人士的读物， 但绝不迎合读者。卢斯对资本主义入迷，但同时谴责商人的唯利是图， 坚持商人需要救赎。1930年2月，《财富》首次发行，使用当时最好的纸张和印刷，插入很多照片和图表，定价一元，当时一般的杂志仅5分。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财富》很快获得巨大成功。1933年，《财富》 的多项调查性新闻引起轰动， 包括暴露大企业压榨工人，美国政府超控中美州政府。

1936年卢斯创办《生活》画报，首期销量就超过380，000份，四个月后销量超过一百万份，其顶峰销量超过一千伍百万份（1952年）。1952年和1954年又创办了House & Home和《运动画刊》。他还出版广播和电影方面的The March of Time。到1960年代中叶，时代公司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声望的杂志出版商。

虽然《时代周刊》自称客观公正，会报道对立双方的观点，但同时清楚地表明或暗示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为止，卢斯辩护道: “告诉我一个人声称他完全客观，我会告诉你一个人处于幻想错觉之中” "show me a man who claims he's completely objective, and I'll show you a man with illusions"

随着他的读者数量增加，他的政治影响也增加。当卢斯说话时，公众和政治家格外关注。卢斯曾写信给朋友， “我知道《时代周刊》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但我并不喜欢，我能做什么？”。 有次，他的编辑问他，“在什么时候，你会考虑使用你的刊物作为政治工具？”。卢斯的回答 “如果我认为公众和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卢斯担任他的周刊王国的主编至1964年退休。

“美国世纪”的鼓吹者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记忆将 美国公众舆论推向孤立主义政策。孤立主义者主张不参与在欧洲和亚洲的冲突和国际政治中的纠缠。孤立主义政策在美国有悠久历史，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告诫不参与欧洲战争和政治。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使美国享受“免费安全”成为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干预，多数民众认为，美国获得的利益和美军伤亡比起来，得不偿失。一些参议员声称，美国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为自己谋利将美国推入一次世界大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占绝对主导。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和获得控制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说，美国不会承认的日本的领土侵略和违反国际协定，仅此而已。 1935年，在欧洲的紧张局势上升，纳粹德国的侵略性愈加明显，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 ”，防止美国军舰和公民参与外部冲突。罗斯福不满中立法案的约束性，但因他仍然要求国会支持他国内“新政”政策，他无奈地默许。1937年，欧洲的局势继续恶化和亚洲的中日战争开始时，罗斯福发表了讲话。他将国际侵略比喻成一种疾病，其他国家必须“隔离”。然而，当时，美国人仍然没有意愿在国外冒生命危险。即使在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这种公众孤立主义意愿并不改变。只是，舆论转向，从完全中立到有限的美国经济援助盟军。

直到1941年初，孤立主义政策没有遭遇持续和有组织的反对。1941年二月，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当时销量最大的杂志）发表一篇著名文章《美国世纪》，分析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任务。 卢斯在文中一方面敦促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角色，作为世界的好“撒玛利亚人”和传播民主制度。他明确呼吁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捍卫民主价值观。另一方面，他说，美国必须替换英国作为世界领导者，通过在全球推行应用“美国原则”来带头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彻底改变旧的国际体系。卢斯认为，美国既有权利又有道义上的义务，使用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全球促进民主和自由的更高的理想，创建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卢斯在文中进一步预测，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美国将领导盟国取得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并将在战后重建新秩序。卢斯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到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及美国主持的人道救援计划。但是，卢斯没有预测到冷战及红色中国的胜利。

卢斯的美国世纪的愿景在短期和长期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美国世纪”第一次提出。卢斯首创“美国世纪”的说法，而不是一个帝国， 因卢斯相信“美国原则”的全球性和普遍性，而不是具体的领土的概念。但有人把这看作是当代版的美帝国主义。卢斯的美国世纪理论成为今后数十年美国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或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 他也因此成为国际主义的领军人物。美国后来卷入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多数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认为他的媒体对误导美国进入战争要负责。

眷恋中国——顽固反共

关于卢斯的批评和争议多和中国有关。蒋介石总共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十次，其中七次在1933年到1948年，可见卢斯对蒋的好感和中国的重视。

在1937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爆发后，卢斯呼吁美国支持中国，尤其是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卢斯直接安排宋美龄1943年访美，在国会发表演讲，并筹到数千万美元捐款。宋美龄两次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二战结束后，卢斯领导了援助中国的游说，敦促大规模的援助国民党政府。当美国政府没有理会他的话，他把他的努力，转向对总统和民主党外交政策的批评，斥责他们“丢失”中国。

1941卢斯年访问中国，在重庆遇见白修德（Theodore White）。白修德当时哈佛毕业后，在中国实习，正在找工作。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7岁，还是一见如故，因为对中国的热爱，两人成为好朋友。卢斯聘请白修德做《时代周刊》在中国战争期间的记者。 在华长期采访的白修德逐渐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白修德还去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并认为共产主义势力不容小视。 在抗战期间，卢斯极力希望把蒋介石塑造为重建中国的英雄，这与他后来和白修德之间发生矛盾埋下了伏笔。 从抗战后期开始，白修德不断发来关于国民党腐败的材料，并认为蒋介石已经失去历史作用，他的文章几乎完全被卢斯任命的编辑修改。白修德1945年回到美国，出书“中国来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这本书描述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并描述了清新的上涨的共产党的力量。白修德预测蒋介石政府将在内战中输给共产党，并呼吁美国人面对这个现实。此书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卢斯和白修德决裂。白修德离开了《时代》，卢斯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他开除白修德是因为后者是共产分子。白修德后来获得普利策奖，并因报道多次总统竞选而家喻户晓。

而卢斯直到晚年，还是将蒋定位为，为了维护民主原则而进行高压统治的独裁者。他指责美国政府的安抚及无作为政策，导致“丢失”中国。卢斯的美国世纪及干预主义理论也是将美国推向韩战和越战的因素之一。

对卢斯的顽固的亲中反共思想，外界常常归因于他的童年。 卢斯的全部童年（至12岁）在中国渡过，他的父母更是在中国渡过成年的31年。对卢斯来说，中国绝不是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中国是他的家乡，有他的童年的经历和梦想。他既热爱美国，又眷恋中国，真心诚意的盼望能帮助中国。

卢斯的父亲及相当多的传教士认为，通过基督教，结合现代科学，民主，自由可以拯救中国；这也是神对他们的召唤。卢斯在享有类似的看法的人中长大，在青年时代就形成如此信念，中国既需要也希望美国的援助，使她进入现代世界。后来在英国和美国学习的经验和培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经历，使卢斯坚信，美国必须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作家Herzstein在1993年指出，卢斯认为自由的中国是“美国世纪”的前提。对卢斯来说，事情的重要性依次为：基督教，美国对世界的使命，中国，和新闻事业。

1952年，卢斯运用他的巨大引向力帮助艾森豪威尔赢得总统选举。艾森豪威尔曾邀请亨利•卢斯担任大使，被其拒绝。卢斯在与朋友谈话中说：“当民主和自由在中国恢复后，我志愿当美国的驻华大使”。当共产党取得中国后，他拒绝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卢斯晚年时曾感慨：“我是在一个叫做登州（蓬莱）的小城长大的，现在那地方已被共产党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个地方，看着它再次成为自由之乡。”

个人生活及晚年

1920年，卢斯遇到莉拉霍茨（Lila Hotz），一位芝加哥上层精英。卢斯被她的美丽，社会地位，家庭财富所吸引。两人相爱，结婚，生了两个儿子。1937年，两人关系破裂，离婚。1938年，卢斯和Clare Boothe结婚。Boothe当时已是时尚且著名的剧作家，编辑，记者。两人的结婚曾轰动一时，两个都是名人，且《生活》画报刚刚取得巨大成功。Boothe 此前结过婚，有一女儿。Boothe后来成功竞选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康涅狄格州。1953年，Boothe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

亨利•卢斯不爱在生活享受上花时间，不参加体育活动如网球、高尔夫此类运动，也不寻欢作乐。他的衣着对于上流人士来说是土的掉渣，还经常搭配乱套，他总是一个工作狂。

尽管他的出版帝国影响无处不在，但卢斯却为人低调。 1966年5月，卢斯68岁，已退休两年，有生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普通美国人经常阅读他的杂志，却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卢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在NBC采访了他。令普通观众惊讶的是，采访的重点不是在他的个人及事业的成功，而在一些有关卢斯的争义。“《时代》是否共和党的杂志？”“ 是否你的个人观点影响了杂志的内容公正？”“是否越过了底线？”“ 是否你的“美国世纪”代表了现代版的美国帝国主义？” 卢斯捍卫了自己的立场。他仍然认为美国放弃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巨大错误。有趣的是，观众第一次知道，卢斯有时说话结巴，在镜头前显得很不安。

1967年，亨利•卢斯在菲尼克斯去世。当时时代公司股票价值10亿美元， 他拥有14%的股份。他的财富大部分被交给亨利•卢斯基金会。今天，卢斯基金会主要支持有关亚洲的项目。卢斯的去世引起的关注甚少。毕竟时代不同了，电视是新的主导媒体，他的杂志王国影响力在下降。美国卷入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社会精英认为他的媒体对误导美国进入战争要负责，很少人再相信他的“美国世纪”和国际主义。 1972年， Swanberg 出了他的传记，其主要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精英的对他的看法。

历史真的令人着迷，到底是卢斯真的有远见还是真的巧合？1989年，前苏联倒台，卢斯鼓吹的“美国世纪”竟成为真实。布什和奥巴马上台后，都分别鼓吹用美国的实力改变世界，硬实力或软实力。2010年5月，Alan Brinkley出了卢斯的新传记《出版者》（The Publisher），在亚马孙Amazon销售名列前茅。 卢斯的在天之灵会如何想呢？

卢昌海: 魔方与 “上帝之数”

魔方

2008 年七月， 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最优秀的魔方玩家聚集在捷克共和国 (Czech Republic) 中部的帕尔杜比采 (Pardubice)， 参加魔方界的重要赛事： 捷克公开赛。 在这次比赛上， 荷兰玩家阿克斯迪杰克 (E. Akkersdijk) 创下了一个惊人的纪录： 只用 7.08 秒就复原一个颜色被彻底打乱的魔方。 无独有偶， 在这一年的八月， 人们在研究魔方背后的数学问题上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本文中，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魔方以及它背后的数学问题。

一. 风靡世界的玩具

1974 年春天， 匈牙利布达佩斯应用艺术学院 (Budapest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的建筑学教授鲁比克 (E. Rubik) 萌生了一个有趣的念头， 他想设计一个教学工具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空间几何的各种转动。 经过思考， 他决定制作一个由一些小方块组成的， 各个面能随意转动的 3×3×3 的立方体。 这样的立方体可以很方便地演示各种空间转动。

这个想法虽好， 实践起来却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 即如何才能让这样一个立方体的各个面能随意转动？ 鲁比克想了很多点子， 比如用磁铁或橡皮筋连接各个小方块， 但都不成功。 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 他在多瑙河畔乘凉， 眼光不经意地落在了河畔的鹅卵石上。 忽然， 他心中闪过一个新的设想： 用类似于鹅卵石表面那样的圆形表面来处理立方体的内部结构。 这一新设想成功了， 鲁比克很快完成了自己的设计， 并向匈牙利专利局申请了专利。 这一设计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魔方 (magic cube)， 也叫鲁比克方块 (Rubik's cube)[注一]。

六年后， 鲁比克的魔方经过一位匈牙利商人兼业余数学家的牵头， 打进了西欧及美国市场， 并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风靡全球的新潮玩具。 在此后的 25 年间， 魔方的销量超过了 3 亿个。 在魔方的玩家中， 既有牙牙学语的孩子， 也有跨国公司的老总。 魔方虽未如鲁比克设想的那样成为一种空间几何的教学工具， 却变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玩具。

魔方之畅销， 最大的魔力就在于其数目惊人的颜色组合。 一个魔方出厂时每个面各有一种颜色， 总共有六种颜色， 但这些颜色被打乱后， 所能形成的组合数却多达 4325 亿亿[注二]。 如果我们将这些组合中的每一种都做成一个魔方， 这些魔方排在一起， 可以从地球一直排到 250 光年外的遥远星空。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这样一排魔方的一端点上一盏灯， 那灯光要在 250 年后才能照到另一端。 如果哪位勤勉的玩家想要尝试所有的组合， 哪怕他不吃、 不喝、 不睡， 每秒钟转出十种不同的组合， 也要花 1500 亿年的时间才能如愿 (作为比较， 我们的宇宙目前还不到 140 亿岁)。 与这样的组合数相比， 广告商们常用的 “成千上万”、 “数以亿计”、 “数以十亿计” 等平日里虚张声势、 忽悠顾客的形容词反倒变成了难得的谦虚。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假如不掌握诀窍地随意乱转， 一个人哪怕从宇宙大爆炸之初就开始玩魔方， 也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将一个色彩被打乱的魔方复原。

二. 魔方与 “上帝之数”

魔方的玩家多了， 相互间的比赛自然是少不了的。 自 1981 年起， 魔方爱好者们开始举办世界性的魔方大赛， 从而开始缔造自己的世界纪录。 这一纪录被不断地刷新着， 到本文写作之时为止， 复原魔方的最快纪录 - 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的 - 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 7.08 秒。 当然， 单次复原的纪录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为了减少这种偶然性， 自 2003 年起， 魔方大赛的冠军改由多次复原的平均成绩来决定[注三]， 目前这一平均成绩的世界纪录为 11.28 秒[补注二]。 这些记录的出现， 表明魔方虽有天文数字般的颜色组合， 但只要掌握窍门， 将任何一种组合复原所需的转动次数却并不多。

那么， 最少需要多少次转动， 才能确保无论什么样的颜色组合都能被复原呢[注四]？ 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人， 尤其是数学家的兴趣。 这个复原任意组合所需的最少转动次数被数学家们戏称为 “上帝之数” (God's number)， 而魔方这个玩具世界的宠儿则由于这个 “上帝之数” 一举侵入了学术界。

要研究 “上帝之数”， 首先当然要研究魔方的复原方法。 在玩魔方的过程中， 人们早就知道， 将任意一种给定的颜色组合复原都是很容易的， 这一点已由玩家们的无数杰出纪录所示范。 不过魔方玩家们所用的复原方法是便于人脑掌握的方法， 却不是转动次数最少的， 因此无助于寻找 “上帝之数”。 寻找转动次数最少的方法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数学问题。 当然， 这个问题是难不倒数学家的。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人们就有了较实用的算法， 可以用平均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找出复原一种给定颜色组合的最少转动次数。 从理论上讲， 如果有人能对每一种颜色组合都找出这样的最少转动次数， 那么这些转动次数中最大的一个无疑就是 “上帝之数”。 但可惜的是， 4325 亿亿这个巨大的数字成为了人们窥视 “上帝之数” 的拦路虎。 如果采用上面提到的算法， 哪怕用一亿台机器同时计算， 也要超过一千万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看来蛮干是行不通的， 数学家们于是便求助于他们的老本行： 数学。 从数学的角度看， 魔方的颜色组合虽然千变万化， 其实都是由一系列基本的操作 (即转动) 产生的， 而且那些操作还具有几个非常简单的特点， 比如任何一个操作都有一个相反的操作 (比如与顺时针转动相反的操作就是逆时针转动)。 对于这样的操作， 数学家们的军火库中有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来对付它， 这工具叫做群论 (group theory)， 它早在魔方问世之前一百四十多年就已出现了。 据说德国数学大师希尔伯特 (D. Hilbert) 曾经表示， 学习群论的窍门就是选取一个好的例子。 自魔方问世以来， 数学家们已经写出了好几本通过魔方讲述群论的书。 因此， 魔方虽未成为空间几何的教学工具， 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学习群论的 “好的例子”。

对魔方研究来说， 群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 就是它可以充分利用魔方的对称性。 我们前面提到 4325 亿亿这个巨大数字时， 其实有一个疏漏， 那就是并未考虑到魔方作为一个立方体所具有的对称性。 由此导致的结果， 是那 4325 亿亿种颜色组合中有很多其实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比如让不同的面朝上或者通过镜子去看) 而已。 因此， 4325 亿亿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字实际上是 “注水猪肉”。 那么， 这 “猪肉” 中的 “水份” 占多大比例呢？ 说出来吓大家一跳： 占了将近 99%！ 换句话说， 仅凭对称性一项， 数学家们就可以把魔方的颜色组合减少两个数量级[注五]。

但减少两个数量级对于寻找 “上帝之数” 来说还远远不够， 因为那不过是将前面提到的一千万年的时间减少为了十万年。 对于解决一个数学问题来说， 十万年显然还是太长了， 而且我们也并不指望真有人能动用一亿台计算机来计算 “上帝之数”。 数学家们虽然富有智慧， 但在其它方面却不见得很富有， 他们真正能动用的也许只有自己书桌上的那台机器。 因此为了寻找 “上帝之数”， 人们还需要寻找更巧妙的思路。 幸运的是， 群论这一工具的威力远不只是用来分析象立方体的对称性那样显而易见的东西， 在它的帮助下， 新的思路很快就出现了。

三. 寻找 “上帝之数”

1992 年， 德国数学家科先巴 (H. Kociemba) 提出了一种寻找魔方复原方法的新思路[补注一]。 他发现， 在魔方的基本转动方式中， 有一部分可以自成系列， 通过这部分转动可以形成将近 200 亿种颜色组合[注六]。 利用这 200 亿种组合， 科先巴将魔方的复原问题分解成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将任意一种颜色组合转变为那 200 亿种组合之一， 第二步则是将那 200 亿种组合复原。 如果我们把魔方复原比作是让一条汪洋大海中的小船驶往一个固定的目的地， 那么科先巴提出的那两百亿种颜色组合就好比是一片特殊的水域 - 一片比那个固定地点大了 200 亿倍的特殊水域。 他提出的两个步骤就好比是让小船首先驶往那片特殊水域， 然后从那里驶往那个固定的目的地。 在汪洋大海中寻找一片巨大的特殊水域， 显然要比直接寻找那个小小的目的地容易得多， 这就是科先巴的新思路的优越之处。

但即便如此， 要用科先巴的方法对 “上帝之数” 进行估算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 要想进行快速的计算， 最好是将复原那 200 亿种颜色组合的最少转动次数 (这相当于是那片 “特殊水域” 的地图) 存储在计算机的内存中， 这大约需要 300 兆的内存。 300 兆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太大的数目， 但在科先巴提出新思路的那年， 普通机器的内存连它的十分之一都远远不到。 因此直到三年后， 才有人利用科先巴的方法给出了第一个估算结果。 此人名叫里德 (M. Reid)， 是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Un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的数学家。 1995 年， 里德通过计算发现， 最多经过 12 次转动， 就可以将魔方的任意一种颜色组合变为科先巴那 200 亿种组合之一； 而最多经过 18 次转动， 就可以将那 200 亿种组合中的任意一种复原。 这表明， 最多经过 12+18=30 次转动， 就可以将魔方的任意一种颜色组合复原。

在得到上述结果后， 里德很快对自己的计算作了改进， 将结果从 30 减少为了 29， 这表明 “上帝之数” 不会超过 29。 此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数学家们对里德的结果又作进一步的改进， 但进展并不迅速。 直到 11 年后的 2006 年， 奥地利开普勒大学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符号计算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ymbolic Computation) 的博士生拉杜 (Silviu Radu) 才将结果推进到了 27。 第二年， 即 2007 年， 美国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的计算机科学家孔克拉 (D. Kunkle) 和库伯曼 (G. Cooperman) 又将结果推进到了 26， 他们的工作采用了并行计算系统， 所用最大存储高达 700 万兆， 所耗计算时间则长达 8000 小时 (相当于将近一年的 24 小时不停歇计算)。

这些计算结果表明， “上帝之数” 不会超过 26。 但是， 所有这些计算的最大优点 - 即利用科先巴的那片 “特殊水域” - 同时也是它们最致命的弱点， 因为它们给出的复原方法都必须经过那片特殊水域。 可事实上， 很多颜色组合的最佳复原方法根本就不经过那片特殊水域， 比如紧邻目的地， 却恰好不在特殊水域中的任何小船， 显然都没必要象大陆台湾的直航包机一样， 故意从那片特殊水域绕一下才前往目的地。 因此， 用科先巴的思路得到的复原方法未必是最佳的， 由此对 “上帝之数” 所做的估计也极有可能是高估。

可是， 如果不引进科先巴的特殊水域， 计算量又实在太大， 怎么办呢？ 数学家们决定采取折衷的手段， 即扩大那片特殊水域的 “面积”， 因为特殊水域越大， 最佳复原路径恰好经过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然， 计算量也会有相应的增加)。 2008 年， 研究 “上帝之数” 长达 15 年之久的计算机高手罗基奇 (T. Rokicki) 运用了相当于将科先巴的特殊水域扩大几千倍的巧妙方法，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对 “上帝之数” 连续发动了四次猛烈攻击， 将它的估计值从 25 一直压缩到了 22。 截至本文写作之时为止， 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结果。 罗基奇的计算得到了电影特效制作商索尼影像 (Sony Pictures Imageworks) 的支持， 这家曾为 “蜘蛛人” 等著名影片制作特效的公司向罗基奇提供了相当于 50 年不停歇计算所需的计算机资源。

因此，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上帝之数” 一定不超过 22。 但是， 罗基奇的特殊水域虽然很大， 终究仍有很多颜色组合的最佳复原方法是无需经过那片特殊水域的， 因此， “上帝之数” 很可能比 22 更小。 那么， 它究竟是多少呢？ 人们虽然还无法确知， 但种种迹象表明， 它极有可能是 20。 这是因为， 人们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所有努力 - 其中包括罗基奇直接计算过的大约四千万亿种颜色组合 - 中， 都从未遇到任何必须用 20 次以上转动才能复原的颜色组合， 这表明 “上帝之数” 很可能不大于 20。 另一方面， 人们已经发现了几万种颜色组合， 它们必须要用 20 次转动才能复原， 这表明 “上帝之数” 不可能小于 20。 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 数学家们普遍相信， “上帝之数” 的真正数值就是 20。 当然， “上帝” 也许是微妙的， 我们谁也无法保证它是否会在某个角落为我们留下惊讶， 我们唯一有理由相信的也许是： 这个游戏与数学交织而成的神秘的 “上帝之数” 距离它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已不太遥远了[补注三]。

注释
1.魔方是鲁比克自己为这一立方体所取的名字， 鲁比克方块则是美国玩具公司 Ideal Toys 所取的名字。 在西方国家， 鲁比克方块这一名称更为流行， 在中国， 则是魔方这一名称更为流行。 另外要提醒读者的是， 魔方有很多种类， 本文介绍的 3×3×3 魔方只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

2.具体的计算是这样的： 在组成魔方的小立方体中， 有 8 个是顶点， 它们之间有 8! 种置换； 这些顶点每个有 3 种颜色， 在朝向上有 37 种组合 (由于结构所限， 魔方的顶点只有 7 个能有独立朝向)。 类似的， 魔方有 12 个小立方体是边， 它们之间有 12!/2 种置换 (之所以除以 2， 是因为魔方的顶点一旦确定， 边的置换就只有一半是可能的)； 这些边每个有两种颜色， 在朝向上有 211 种组合 (由于结构所限， 魔方的边只有 11 个能有独立朝向)。 因此， 魔方的颜色组合总数为 8!×37×12!×211/2 = 43252003274489856000， 即大约 4325 亿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倘若我们允许将魔方拆掉重组， 则前面提到的结构限定将不复存在， 它的颜色组合数将多达 51900 亿亿种。 不过组合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复原的难度变大， 魔方结构对组合数的限制实际上正是使魔方的复原变得困难的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在相邻字母的交换之下共有约 400 亿亿亿种组合， 远远多于魔方颜色的组合数， 但通过相邻字母的交换将随意排列的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复原成从 A 到 Z 的初始排列却非常简单。

3.确切地说是取五次尝试中居中的三次成绩的平均值。

4.为了使这一问题有意义， 当然首先要定义什么是转动。 在对魔方的数学研究中， 转动是指将魔方的任意一个 (包含 9 个小方块的) 面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转动 90° 或 180°， 对每个面来说， 这样的转动共有 3 种 (请读者想一想， 为什么不是 4 种？)。 由于魔方有 6 个面， 因此它的基本转动方式共有 18 种。

5.确切地说， 是减少至 1/96， 或 45 亿亿种组合。

6.确切地说， 是 18 种基本转动方式中有 10 种自成系列， 由此形成的颜色组合共有 8!×8!×4!/2 (约 195 亿) 种。

补注：
1.Kociemba 的算法是本文介绍的一系列计算研究的起点， 但并不是最早的魔方算法。 早在 1981 年， 目前在美国田纳西大学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当时在伦敦南岸大学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的数学家 M. Thistlethwaite 就提出了一种算法， 被称为 Thistlethwaite 算法。 Thistlethwaite 算法可保证通过不超过 52 次转动复员魔方的任意一种颜色组合 (因此上帝之数不超过 52)， 在 Kociemba 的算法问世之前的 1991 年， 这一数字曾被压缩到 42。 在这里， 本人要感谢老陶网友来信提醒我注意 Thistlethwaite 的算法。 [2009-01-23]

2.平均成绩的世界纪录在 2009 年的华沙公开赛上已被改写为 10.63 秒。 [2009-09-09]

3.2010 年 8 月， 我们在正文中提到过的研究上帝之数的 “元老” 科先巴、 “新秀” 罗基奇， 及另两位合作者 (M. Davidson 和 J. Dethridge) 共同宣布完成了对上帝之数是 20 的证明 (他们所列的证明完成时间为 2010 年 7 月)。 他们的证明得到了谷歌公司 (Google) 提供的相当于 Intel Nehalem 四核心 2.8GHz 处理器 35 年不停歇计算所需的计算机资源的支持。 [2010-08-09]

参考文献
1. D. Kunkle and G. Cooperman, Twenty-Six Moves Suffice for Rubik's Cub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ymbolic and Algebraic Computation (ISSAC '07), ACM Press.
2. J. Palmer, Cracking the Hardest Mystery of the Rubik's Cube, NewScientist, 09 August 2008.
3. T. Rokicki, Twenty-Five Moves Suffice for Rubik's Cube, arXiv:0803.3435 [cs.SC].
4. S. Radu, New Upper Bounds on Rubik's Cube.
5. W. D. Joyner, Mathematics of the Rubik's cube.

【原文载《科学画报》，若干术语及人名后面的英文为作者后加。】

From the Cave to the Kennel

What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dog tells us about another animal: ourselves. From a cave in France, a new picture has emerged of canines as our prehistoric soulmates.

By MARK DERR

Ross MacDonald

Chauvet Cave in southern France houses the oldest representational paintings ever discovered. Created some 32,000 years ago, the 400-plus images of large grazing animals and the predators who hunted them form a multi-chambered Paleolithic bestiary.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se paintings mark the emergence of a recognizably modern human consciousness. We feel that we know their creators, even though they are from a time and place as alien as another planet.

Dog historian Mark Derr discusses the story of how man's best friend came to be and how new scientific findings are changing our preconceived notions of the domesticated dog. He speaks with WSJ's Christina Tsuei.

What most intrigues many people about the cave, however, is not the artwork but a set of markings at once more human and more mysterious: the bare footprints of an 8- to 10-year-old torch-bearing boy left in the mud of a back chamber some 26,000 years ago—and, alongside one of them, the paw print of his traveling companion, variously identified as a wolf or a large dog.

Attributing that paw print to a dog or even to a socialized wolf has been controversial since it was first proposed a decade ago. It would push back by some 12,000 years the oldest dog on record. More than that: Along with a cascade of other new scientific findings, it could totally rewrite the story of man and dog and what they mean to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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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

For decades, the story told by science has been that today's dogs are the offspring of scavenger wolves who wandered into the villages established by early human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ice age, about 15,000 years ago. This view emphasizes simple biological drive—to feed on human garbage, the scavenging wolf had to behave in a docile fashion toward humans. And—being human—we responded in kind, seeking out dogs for their obsequiousness and unconditional devotion.

As the story goes, these tame wolves bred with other tame wolves and became juvenilized. Think of them as wolves-lite, diminished in strength, stamina and brains. They resembled young wolves, with piebald coats, floppy ears and shorter, weaker jaws. Pleading whiners, they drowned their human marks in slavish devotion and unconditional love. Along the way, they lost their ability to kill and consume their prey.

But it was never clear, in this old account, just how we got from the scavenging wolf to the remarkable spectrum of dogs who have existed over time, from fell beasts trained to terrorize and kill people to creatures so timid that they flee their own shadows. The standard explanation was that once the dump-diver became a dog, humans took charge of its evolution through selective breeding, choosing those with desired traits and culling those who came up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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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Shepard

This account is now falling apart in the face of new genetic analyses and recently discovered fossils. The emerging story sees humans and proto-dogs evolving together: We chose them, to be sure, but they chose us too, and our shared characteristics may well account for our seemingly unshakable mutual intimacy.

Dogs and humans are social beings who depend on cooperation for their survival and have an uncanny ability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in order to work together. Both wolves and humans brought unique, complementary talents to a relationship that was based not on subservience and intimidation but on mutual respect.

It seems that wolves and humans met on the trail of the large grazing animals that they both hunted, and the most social members of both species gravitated toward each other. Several scholars have even suggested that humans learned to hunt from wolves. At the least, camps with wolf sentinels had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those without. And people whose socialized wolves would carry packs had an even greater advantage, since they could transport more supplies. Wolves benefited as well by gaining some relief from pup rearing, protection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offspring, and a steadier food supp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gs and humans has been so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enduring that some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that we—dog and human—influenced each other's evolution.

The Chauvet Cave "dogwolf"—the term I use for a doglike, or highly socialized, wolf who kept company with humans—is controversial, but it cannot easily be dismissed.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it has been grouped convincingly with a number of similar animal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Belgium, the Czech Republic, Ukraine and the Altai Mountains in Southern Siberia, dating from 33,000 to 16,000 years ago.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early dogs, combined with recent genetic evidence and a growing understanding of animals not as stimulus-response machines but as sentient beings, has broken the consensus model of dog domestication—leaving intact little more tha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grey wolf, Canis lupus, as progenitor of the dog. Everything else, it seems, is up for gr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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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Collie

According to the old view, the dog arose around 15,000 years ago in the Middle East. (Or in China,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 alternate possible origin point added in the last decade in an attempt to reconcil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with emerging DNA evidence.)

The first major challenge to the consensus came in 1997, when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biologists published a paper in the journal Science placing the origin of the dog as early as 135,000 years ago. Their date was based on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 DNA, which is passed on to offspring through females and is believed to change littl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 allows scientists to calculate the time when populations or species separated genetically. This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wolves could have become dogs wherever in Eurasia they associated closely with early humans, and that even after the split was made, dogs and wolves continued to interb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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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huahua

In short, because of their natural affinities, wherever and whenever wolves and humans met on the trail, some of them began to keep company. Often, when socialized wolves died, there were no others immediately available to replace them. But sometimes several socialized wolves would mate or a socialized female would mate with a "wild" wolf and then have her litter near the human camp. The pups would stay or go,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s.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could have continued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Any number of them could ultimately have produced dogwolves or dogs. Most of those lines would have vanished over time.

The DNA evidence remained controversial for years, even as most major studies placed the genetic separation of wolf and dog at earlier dates than those favored by archaeologists. Hard proof was slow to appear. The Chauvet Cave paw print once provided the only physical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dogs before 15,000 years ago—and it was, at best, an indirect piece of support.

Then in 2008, Mietje Germonpré, a paleontologist at the Royal Belgian Institute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leader of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scientists, re-examined fossil material excavated from Goyet Cave in Belgiu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announc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31,700-year-old dog, a large and powerful animal who ate reindeer, musk oxen and horses. The dogwolf from Goyet Cave was a creature of the Aurignacian culture that had produced the art in Chauvet Cave.

Last July, another international team identified the remains of a 33,000-year-old "incipient dog" from the Altai Mountains in southern Siberia. This month, Ms. Germonpré confirmed another find, this one in the Czech Republic, of the remains of a 26,000- to 27,000-year-old dog that had been buried with a bone in its mouth—perhaps to fuel it as it accompanied its human companion to the afterlife.

While the old consensus model held that the first dogs were small, these and other recently identified early dogs are large animals, often with shorter noses and broader faces than today's wolves. These early dogs appear in the camps of hunters of horses, reindeer, mammoths and other big game. From all appearances, they were pack animals, guards, hunters and companions. They are perhaps best viewed as the offspring of highly socialized wolves who had begun breeding in or near human camps.

Our view of domestication as a process has also begun to change, with recent research showing that, in dogs, alterations in only a small number of genes can have large effects in terms of size, shape and behavior. Far from being a product of the process of domestication, the mutations that separated early dogs from wolves may have arisen naturally in one or more small populations; the mutations were then perpetuated by humans through directed breeding. Geneticists have identified, for instance, a mutation in a single gene that appears to be responsible for smallness in dogs, and they have shown that the gene itself probably came from Middle Eastern wolves.

All of this suggests that it was common for highly socialized wolves and people to form alliances. It also leads logically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irst dogs were born on the move with bands of hunter-gatherers—not around semi-permanent pre-agricultural settlements. This may explain why it has proven so difficult to identify a time and place of domestica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recent discoveries have led some scientists to conclude that the dog became an evolutionary inevitability as soon as humans met wolves. Highly social wolves and highly social humans started walking, playing and hunting together and never stopped. The dog is literally the wolf who stayed, who traded wolf society for human society.

Humans did wiel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dogs, of course, by using breeding to perpetuate mutations affecting their shape, size and physical abilities. Rec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dog has unique abilities among animals to follow human directions and that its capacity for understanding words can approach that of a two-year-old child. To various degrees, humans appear to have concentrated thos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ts through selective breeding.

Since the advent of scientific breeding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humans have altered the look and temperament of the dog more than they had over thousands of preceding years. A team of gene-sequencers at the Broad Institute of Harvard 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stimated that the dog lost 4% of its genetic diversity during its initial separation from the wolf. Much greater losses have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modern breed formation, on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more than 400 inheritable diseases to which purebreds are uniquely vulnerable.

Recent genetic evidence has confirmed that certain basic types—pariah dogs, sight hounds, mastiffs, spitz-type dogs and small dogs—arose very earl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lf to dog. These dogs adapted to their homelands and often had special talents as hunters, guards and eventually herders.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often perpetuated over time.

Scientific breeders believed they could improve on nature by consolidating several similar types into one breed or isolating a few prize specimens from a larger population. In both cases, they relied on inbreeding to create and perpetuate the look and talents they wanted. With the advent of kennel club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pace of breed creation picked up.

Breeders began to create dogs to fit the needs of the wealthy—from sporting dogs that could point and retrieve fowl, to little puppy-like lap dogs. The dog proved to be a wonderful animal for testing the skill of breeders, since it could be stretched in size from two to 200 pounds.

Purebred dogs were expensive commodities until after World War II, when they became symbols of arrival in the middle class. Increased demand led to increased breeding, often in puppy mills. The resulting dogs had health and behavior problems from bad breeding and the poor care of pregnant females and newborn puppies.

In some cases, the traits that breeders desire are inherited along with unwanted, debilitating conditions—such as when blindness and epilepsy accompany particular coat styles and eye colors. In many regards, the original, naturally occurring breeds were healthier and better at their appointed tasks than their purebred heirs.

But this is just the most recent chapter of a long tale. The tableau in the mud of Chauvet Cave is a stark reminder that dogs and humans have traveled together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ancient hunting camps to farms, ranches cities and suburbs—from the tropics to the poles. The relationship has endured not because dogs are juvenilized wolves but because they are dogs—our faithful companions.
—Mr. Derr's most recent book is "How the Dog Became the Dog: From Wolves to Our Best Friends."

方励之：牛顿的水桶1687-2011

方励之·

绝对的转动

经典物理的开山之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发表于1687年。书中，牛顿第一个讲到的物理实验是水桶实验。

牛顿说，用一根长的软吊绳提一桶水，把吊绳拧成麻花状。如果你握住吊绳，不让麻花状的绳子松开，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水面是平的。突然放开手，麻花开始放松，吊绳旋转，水桶也随着吊绳旋动。最初，桶中的水并不转动，只有桶在旋转，桶和桶中的水有相对转动。慢慢地，水被桶带动，也开始转动。最后，水和桶一样转动。这时，水和桶之间又是相对静止的，不转动的。但水面却呈凹状，中心低，桶边高。牛顿爵士特别说“ I have experienced”。他亲自做过这实验。

这个实验很容易，任何有水桶和软绳的人都可以试试。我也多次做过这个实验。 1957 冬 - 1958年春， 我在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村下放劳动。天天要用软吊绳的桶从约十米深的井中打水。水桶的姿态只能用软吊绳控制。没有十天半个月的练习，是学不会水桶姿态控制的。结果是，任凭你让吊桶十五次七上八下，每次提上来的水，大多不过是半桶水，而且在旋转。常被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农（其实不老，同我年龄相仿，但农活经验老道）笑话：“哈哈，半桶知识分子……”。半桶正好作牛顿水桶实验。牛顿爵士当年可能也在苹果树附近的井中打过水，所以，“I have experienced”。

水桶实验的关键是揭露，有两种“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状态。最初（第一状态），绳被放松之前，“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水面是平的”；最后（第二状态），绳被放松一段时间之后，“水和桶之间又是相对静止的”， 水面却是凹状。两种状态中，水和桶之间都是相对静止的，但水面却不同，前者平，后者凹。引起牛顿的疑问，为什麽？

为此，牛顿问一位“聪明人”:“为什麽桶中水面有时平，有时凹？”

聪明人答：“这个问题简单，转动时水面凹，无转动时水面平。”

牛顿反诘：“不对吧。你看水桶实验，在第一和第二状态时，水相对于桶都是无转动的。但水面可以是平的（第一状态），也可以是凹的（第二状态）。”

聪明人觉得这个问题也不难答：“虽然在第二状态水和桶之间相对无转动，但实际上水和桶同时都在转动，它们并不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只是相对无转动而已。所以，水面是凹的。”

到要害了，牛顿的兴致来了：“那就是说，转动必须分成真正的无转动，和相对的无转动。只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水面才平。有相对无转动，没有真正的无转动，还不行。”

聪明人只能同意了：“应当是吧。”

牛顿再追问：“那，谁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

聪明人意识到这是难题，只能碰碰运气了：“水井就没有转动呀！水井就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

果然被牛顿抓个正着：“哈哈，聪明的朋友，水井建在地球上。如果水井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地球也应当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这不就同哥白尼学说矛盾了吗? 地球的自转一天一圈，公转一年一圈，虽然比水桶的旋转慢得多，但也是在转动呀。”

聪明人语塞：“……”

牛顿紧逼：“再想想，什麽东西在真正的（或绝对的）无转动状态？”

聪明人想：是太阳？不对，太阳也有转动。是银河系？（牛顿时代，尚无银河系结构概念）不对，银河也有转动……

聪明人已无招架之功了：“牛先生，还是请你告诉我们答案吧。”

其实，牛顿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牛顿的过人之处，在于敢大胆假定他自己也没有见过的东西。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里假定，“绝对空间：其自身特性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处处均匀，永不移动”。“永不移动”的东西当然是不会有转动的。所以，“绝对空间”是在绝对的无转动状态。尽管，谁也没见过“绝对空间”。

这样，水桶实验的一个自洽的解释是，只当桶中水相对于绝对空间无转动时，水面才是平的，否则是凹的。

马赫的解释

一百多年后， E. 马赫 （1838-1916）强烈反对牛顿的解释。主要理由就是，牛顿的假定 —— “当桶中水相对于绝对空间不转动时，水面才是平的”—— 是无法实验检验的，无法证伪的。谁知道如何观测“绝对空间”？

马赫提出的解释是，如果桶中水相对于整个星空背景无转动，水面是平的。当水相对于星空背景有转动时，水面是凹的。马赫的解释中，不需要绝对空间。表面看，马赫似乎只是用“整个星空背景”替代了牛顿的“绝对空间”。但二者有很大不同，马赫的解释是可以检验的。人人都看得见“星空背景”，而看不见“绝对空间”。

人类很早就以星空背景作为位置和方向的基本参考系。无论是在陆地上旅行，或在海上航行，星空背景都是有效的导航者。（南邢郭村是一个很孤立的小村。如果在无月夜去其他村，必须靠星空辨识方向。否则，在四面漆黑的平坦的田野上，很容易走失方向，严重者走成鬼打墙的圈子。所以，老农警告：“阴天夜不出行”。）

表面看，马赫的解释似乎与星空导航相似，实则有很大不同。导航参考系是运动学（位置和方向）问题，而马赫解释赋予星空背景特别的动力学性质。他说，水面之所以变凹，是由于星空背景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动力学。马赫还设计了一个“手臂实验”，类似牛顿的水桶，证明他的动力学解释，大意是：

“你站在星空下的一块开阔地。如若你的两个手臂自然地下垂在身体两边，这时你看到的遥远星空（相对于你）必是不转动的。然后，你设法让自己以身体为轴，快速自转。以致你的两个手臂不再自然地下垂，而是向两边分开。这时，你会看到，整个星空（相对于你）在快速地旋转。”所以，用你看到的遥远星空是否旋转，可以区分两种状态“手臂自然地下垂”和“手臂自然地向两边分开”。“手臂自然地向两边分开”是由于旋转星空对手臂的作用。

手臂实验要比牛顿水桶实验还难做。谁能让自己快速自转，以致手臂都不能自然下垂？芭蕾舞演员也难于做到。用芭蕾舞者的裙子在旋转时张开的角度，似可行。

不过，马赫的解释的确可以极精确地验证，无需牛顿的水桶，芭蕾舞者的裙子，而是用陀螺。陀螺的最基本的动力学性质是它具有转动惯性。物体惯性的基本动力学性质是：在没有外界干扰时，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转动惯性的基本动力学性质是：在没有外界干扰时，陀螺的转轴方向保持恒定，它的指向是不变的。

按马赫的解释，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的指向，应当相对于星空背景无转动，亦即，

“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指向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

各种飞行器上的惯性导航系统，就是根据陀螺的这个性质。当飞行器转向时，惯性导航仪中的陀螺轴指向相对于星空保持不变。所以，不必看星空背景，只要看陀螺，就可以度量飞行器相对于星空的转动。

再回到牛顿水桶。如果把牛顿水桶和导航陀螺两者放在一起，让陀螺轴垂直于吊绳，按马赫的解释，当水面是平的时，水相对于陀螺轴一定无转动，当水面是凹状时，水面相对于陀螺轴必有转动，这也可以实验验证。至此，在马赫解释里，陀螺，水桶，芭蕾舞旋转，星空背景等之间的关系，都得到自洽的说明，而且有实验支持。

爱因斯坦的“颠覆”

如果“无转动状态决定于星空背景的作用”，那末，逻辑上就不能否认个别星体也会对动力学无转动状态有作用。因为，星空背景是由个别星体构成的。当然，整个星空背景包含大量星体，其作用可能比个别星体的作用大得多。

不过，个别星体的作用是否可以忽略，不能想当然，而应由定量的理论估计。

马赫也意识到，他的解释必须有动力学理论支持。他曾企图建立动力学理论，定量解释“水面之凹，是由于水与星空背景在相对转动时的相互作用”。但不成功。

爱因斯坦于1915年建立广义相对论。

1916 - 1918 年就有人注意到，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无转动状态不仅取决于星空背景，也决定于个别星体。

如果有一艘飞船飘浮在太空里，它距离所有星球都很远。这时，太空飞船里的导航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是不转动的。如果飞船离一颗星体太近，按照广义相对论，导航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是有转动的。结论是：

“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指向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在星体附近不再正确。陀螺导航的根据被“颠覆”。

“颠覆”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星体的质量和转动。如果飞船飞到一个快速转动的大黑洞附近，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会有很强的转动。这时，不能再用它导航。

幸好，地球的质量不大，自转（一天一圈）也慢。“颠覆”效应很小。在近地空间的飞机和卫星，仍可以用陀螺导航，广义相对论只带来极小的修正。修正有两项：

1。测地漂移：地球质量引起的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1916，W. de Sitter [1]）；

2。惯性参考系拖拽：地球转动引起的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J. Lense 和 H. Thirring [2] ）。

在地球上空一千公里以内的导航陀螺，测地漂移大约是每年千分之一度（角度，下同）。惯性参考系拖拽大约是每年十万分之一度。

所以，如果你乘的飞机是Airbus 380 （其中就有由激光陀螺构成的惯性导航系统），那怕飞行一整天（24小时），飞行距离两万公里。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带来目标偏差，分别不大于1米，和1厘米。导弹的飞行时间短，飞行距离小，广义相对论的修正更小。

历时48年的“水桶”实验

今年（2011）五月底，物理评论通讯（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发表了一篇短文，只有五页 [3]。它报告了Gravity Probe B 实验的最终结果。Gravity Probe B 实验的目的是精密测量地球附近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以定量地检验广义相对论。Gravity Probe B 的主要装置是，一台极精密的陀螺仪放在一颗卫星上。卫星的轨道为圆形，并经过地球南北两极上空，离地高度642公里。它测量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按广义相对论计算，在这个卫星上陀螺轴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分别是每年千分之1.8度，和每年十万分之1.1度。

Gravity Probe B 由斯坦福大学C. W. F. Everitt教授主持 。这项实验历时48年（1963 - 2011）。前45年 （1963 - 2008），由美国宇航局（NASA）支持。它是美国宇航局支持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共耗资 7亿5千万美元，亦即，五页的文章，每页平均耗资1亿5千美元。美国宇航局于2008年停止支持。近三年（2009 - 2011），是由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一位王子 —— 在斯坦福大学获PhD 学位 —— 在沙特王国找的钱。

尽管Gravity Probe B耗费的时间和财力巨大，其结果并不理想。按原来宣称的目标，Gravity Probe B 能给出精度达0.01% 的测地漂移数据，和精度达1% 的惯性参考系拖拽数据。而最终结果的精度只分别是 0.28% 和 19%。比预期的精度差十倍以上。 因此，引来不少微词 ，“花钱太多了……”。

不完全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主持人低估了技术上的困难。技术的关键之一是陀螺的稳定性。我认识Everitt教授，他年纪长我两三岁。80年代初期，Everitt访问过中国。那时Everitt 正雄心勃勃招兵买马，因为项目进入工程阶段，需要工程人员。Everitt曾问我：“你认识不认识搞陀螺的中国工程专家，有好的给我推荐。”我说：“试试看”，我知道七机部里有人研究陀螺技术。但是，Everitt 回美国后不久，就来信说：“不必找了，美国防部不同意找中国陀螺专家，因为陀螺是军事技术， 不能让中国专家介入。”

美国防部的戒令，后来好像废了。Everitt 的团队里，有中国学生。可能因为 ，美国防部认识到，Everitt 要做的陀螺，难有军事应用。Everitt 等在他们的论文中一开始就写到，他们需要的陀螺的稳定性要比现今最好的导航用陀螺高一百万倍！Everitt要测“每年十万分之1.1度”的转动，那末，陀螺的不稳定性至少应当小于每年百万分之1度。而Airbus 380上用的激光陀螺的不稳定性，不会小于每年1度。所以，它比Everitt 等的要求——小于每年百万分之1度，要差一百万倍以上。（物理和天文前沿实验用的仪器，其精度，一般都比民用和军事设备高。许多高精度技术，是物理和天文前沿实验的副产品。）

我在Everitt的实验室看过他的陀螺仪原型。它由4个乒乓球大小的水晶球构成。球的每个方向上不得与理想球面有40个原子厚度以上的偏差。球的表面再镀以鈮。4个水晶球都放在液氦的低温（1.8K）环境里，几乎没有热噪声。在此低温度下，鈮成为超导体，当镀鈮水晶球转动时，会产生磁场。磁场的方向就是陀螺的轴的方向。Gravity Probe B即测量磁场方向相对于背景星的转动。

虽然Gravity Probe B不完全成功，Everitt 等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仍是功不可没。它是第一次在近地空间，用陀螺直截了当地证伪了“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的轴指向背景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其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理论预言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

下一轮的“水桶实验”

今年（2011），意大利空间局将发射激光相对论卫星（Laser Relativity Satellite [LARES] ）。计划费用为4百万欧元 。其目的是要将惯性参考系拖拽测准到 1% [4]。LARES 不用陀螺仪。LARES 的轨道本身就是一个陀螺。（同行们正在 关心，意大利债务问题是否会影响这个项目）。

等着瞧，四百多年的牛顿水桶，还在转。

参考文献

[1] W. de Sitter ,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77, 155, (1916)

[2] J. Lense and H. Thirring, Phys. Zeits, 19, 156, (1918)

[3] C. W. F. Everitt et al. Phys. Rev. Lett. 106, 221101, (2011)

[4] I. Ciufolini et al. Space Sci. Rev. 148, 71, (2009)

2011, 9. Tucson

朱学渊：“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

图一、上古华东

图二、境外那乃人的鱼皮衣

图三、我们的同类——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摄于二十世纪初）

·朱学渊·

之于华夏来说，女真、蒙古、突厥至关重要，但中国学术对这三大民族的认识没有基本的线索。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傅斯年、丁山、陈梦家等先贤开始关注上古中原人类的族属，但只达成一些文字和民俗的蒙胧之见，顾颉刚先生求索商族崇拜鸟图腾的证据，实际是求证以商族为代表的东夷就是女真。

本人通过对北方民族语言的认识，提出了“北方民族出自中原”和 “中原民族始于戎狄”的结论，拙文《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和《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提示黄河流域曾经有过阿尔泰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文则证明上古华东地区就有通古斯——女真部落。

·“女真”就是“通古斯/九姓”

十七世纪新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注意到，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称女真民族为Tungus，于是它就成了女真民族的人类学学名，中文译作“通古斯”。近年，本人注意到中国历史称为“昭武九姓”[1]的月氏民族，被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记为Tughuz-ghur。[2]阿拉伯学学者宋岘按照Tughuz是突厥语“九”的语义，而将其译为“九姓”。

我曾经指出“月氏”是现代中亚国名“乌兹”，或女真族名“兀者”，由此悟及“tungus/通古斯”也是“九”，四面八方的女真民族都被突厥语民族称为“九姓/九国”。又因为“女真”读如ju- chen，我又进一步认为“女”与“九”是同音于ju的两个异字， “女真/女国”则同质于“九姓/九国”。

一旦认识“女真”是“九姓/九国”的本质，女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祖先的证据就源源不绝。《尚书·商书·咸有一德》说“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有”读you，略去y读o/u/ou，[3]引文两个 “有”字分别是“吾/我”和“或/國”的通假，将此话改写作“以螢九国之师，爰革夏政”，商族以“九国/女真”自称的意思也就豁然开朗了。

·《逸周书·王会解》堪称民族典志

《逸周书》是孔子选辑《尚书》的余篇，内容都是关于周代发生的事情，其《王会解》的前半篇记载了周初“成周之会”的盛况，但是后半篇却是商初能臣伊尹向四方部落征索方物的追记，因此《王会解》就成了一部罗列商周两代民族和民俗的典志，其后半篇说：

臣（伊尹）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鰂之酱，鲛鼥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闟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引文共罗列三十六个族名，其中就暗藏着“九国”和“女真”，正南族名“九菌”就是“九国”的昂化音“九困”。吴方言“鬼/龟/贵/跪 /柜”等gui音诸字统统读ju，正西族名“鬼亲”与“女真”的读音就完全一致；而《殷本纪》人名“九侯”恰是“鬼侯”,[4]“鬼亲” 又可以是“九亲”。




自命九国的商族，原来是一个游牧部落，它最后定居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接连处，其正西、正北无远弗届，远处的人类当然是西戎北狄。但是商之正东、正南一千里外便是大海大江，近处就是青、兖、徐、扬诸州，或今之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之地，当地之徐戎、淮夷虽有“戎夷”之谓，但却是商族同类，华夏的根底，或今世汉族的祖先。

《王会》记载的商地正东的八个部落是“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其中“剪发/文身”是因俗得名，与《吴世家》所说的“太伯、仲雍乃犇荆蛮，文身断发”[5]类似。族名 “十蛮”可能是后世契丹部落名“悉万”的读音，也可能是中国姓氏 “司马/西门”和希罗多德记载的东欧蛮族Sarmatae（萨尔马惕）[6] 的源头。或许有人认为它是“十个南蛮”，我没有绝对的证据驳服他们，但是我有绝对的把握说“伊虑”和“沤深”是两个通古斯族名。

·“伊虑”是“挹娄/白马”

“伊虑”音同“挹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云：“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历史上肃慎、挹娄、靺鞨、勿吉、兀者等都是通古斯女真民族的强部之名。

我以为满族萨满神歌里的“白马”yalu[7]就是“挹娄”，汉代历史记载的“白马氐/白马羌”[8]和他们的后裔现代“白马藏族”应该是通古斯挹娄之裔。唐德刚先生认为“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之名Aleut是族名“挹娄”的转韵，[9]我以为契丹姓氏“耶律”也是 “挹娄”，而商地以东有“伊虑”部落，说明华东地方还可能是“白马/挹娄”的源头。

·“沤深”就是“公孙/乌孙/爱新”

“沤深”音同汉代族名“乌孙”，乌孙与月氏原本同在河西走廊游牧，后被匈奴驱入西域。今天哈萨克族还有“乌孙部”，内蒙古还有“乌审旗”。我曾归纳中原古代姓氏里的“公”字都读“乌”，所以黄帝所出的华夏“公孙氏”就是戎狄之“乌孙氏”，或是《王会》之“沤深氏”。我还曾经指出“公孙/乌孙”（Osin）是“爱新” （Asin）的转韵。因此“公孙/乌孙/沤深”就是“金姓”，也是自命 “炎黄子孙”的中原民族的通古斯血缘祖先。

《王会》有“伊虑”和“沤深”，是华夏族有通古斯祖先的文献证据。

·“鱼皮之鞞”和“鱼皮鞑子”

鱼皮剥离晾干后，可捶打得软如绸布用于制衣，“鞞”是“帛/布”的别字，伊尹向东方部落索取的“鱼皮之鞞”，就是鱼皮制备的衣料。东北赫哲族以鱼皮制衣，民俗学者认为那是通古斯民族的习俗，元代称他们“鱼皮鞑子”，境外俄罗斯称他们“那乃人”，“那乃”就是通古斯语的“鱼皮”。中原古代人类曾使用“鱼皮之鞞”，又是中原民族的祖先曾为“鱼皮鞑子”的民俗证据。



北美蒙古人种土著居民Aleut（挹娄）、Yupik（尤比克）、Inuit（因纽特）人都擅长处理鱼皮。[10]表明他们的祖先也是通古斯民族。

·“玄冥”就是“萨满”

萨满教起源于通古斯系民族，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是从萨满教发展而来，这也是中原民族有通古斯背景的一条线索。匈牙利民族未皈依基督教前也信奉萨满教，匈牙利语中的“巫师”sámán 实读“夏满”，英译shaman，中译“萨满”。两宋记载与金国交往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到“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其中“珊蛮”当为“萨满”。

道教发生于汉代，但《左传·昭公元年》就有与道教术语“玄冥”相关的“巫师”的记载：“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春秋时，卫国还有一名别号“玄微子”的术士“鬼谷子”，而苏州道教古寺则名“玄妙观”。“冥/微/妙”三字同声M，而传说人物“玄嚣” 亦作“少昊/小昊”，[11]因此“玄”必读“少/小”（sao/xiao）之音，缩韵则为“萨/夏”（sa/xia），故尔“玄冥”就是“萨满/夏满”，这说明上古中原的确有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活动。

女真语的“黑色”是“萨哈连”，认识了“玄”的“萨/夏”读音，它是“黑色”的语源就不言自明了。

·“女真/女国”在华东的地名遗迹

在《蒙古秘史》和《大金国志》里，族名“女直/女真”分别记作“主儿扯/朱里真”。因此与“主/朱”同音的“诸/祝”等字，也可以是 “女”ju的替字，譬如山东“诸城”就是“女城/女真”，江苏赣榆汉代旧名“祝其”[12]就是“女其/女直”；而山东“莒县”的“莒” 字本来就读ju,春秋“莒国”更是“女国”无疑了。

族名之“女/九”ju转声读chu/chiu（拼音作qu/qiu），如字“曲 /渠/徐/楚”或“龟/仇/丘”等；“国/古”又常转读腭音ghu，如字 “兀/纥/武/沃”等，因此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和山西“曲沃”就是 “九国”。可相比照的是《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昭武，莽曰渠武”[13]中的“渠武”，《唐书·西域传》推演说“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既然“昭武/渠武”可以是“九姓”，为什么“曲阜/曲沃”就不能是“九国”呢？

西域“龟兹”，陇南“仇池”，甘肃“瞿靖”，浙江“诸暨”，四川藏区“卓克基”，乃至亚洲最东的“楚克奇”半岛，欧洲爱沙尼亚国的别名Чудь，都是“女直”，但是它们不在青、兖、徐、扬，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徐戎”就是女真

《尚书》说中原有“徐州/徐戎”，《竹书》说东北也有“徐夷”，《后汉书·东夷列传》转述了《竹书》的“徐偃王”故事：[14]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这故事是，周康王时东北肃慎还来朝贡，后来它的盟主地位被徐夷推翻，徐夷称霸东北后率九夷进犯中原，兵至黄河。穆王畏其势力方炽，割地求和。徐偃王占了潢池东五百里地方，却为君仁义，因此有三十六个中原部落朝贡他。后来穆王派造父传令楚文王逐灭了徐夷。

徐夷是肃慎的同类，又是九夷的统领，“徐”还是“女/九”的转声，因此它一定是女真的先世。女真两度征服中原建立了金朝和清朝，成了大器，它的祖先九夷/徐夷对中原的入侵却被人们遗忘了，华东的徐戎与东北的徐夷的联系，就更没有人去追究了，中原民族的女真祖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就这样失落了。

·结束语

将“九/句/鬼/龟”等“见母字”读ju，是“九/女”同音和“九姓/ 女真”同质的结论的基石之一，这可能会在语言学层面遇到争论。藏语、缅甸语、广东话的“九”统统读gou，广东话在各类汉语方言中表现为更接近藏缅语，因此很多语言学家认为上古中原汉语的“九”也必须读gou，简言之“见母”是G而不是J。

语言学家们大都认为藏缅语是汉语的源头，但有语音记载的中古北方汉语与藏缅语有许多不同，与现代北方汉语却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因此汉藏缅语系理论必须解释这个现象，否则它自身就会发生断裂。上世纪的主流见解是，上古中原语言必须非常接近广东话，为此有人按广东话构拟了若干“北方汉语上古音”系统。他们的目标是被动的，方法则是臆想和虚构，因此结果都是无法实证的。

与此相反，女真、蒙古、突厥民族才是上古中原的主体居民，不是广东话，而是阿尔泰诸语曾经在中原占主导地位。北方汉语是在使用各种藏缅语的，如吴语、赣语、湘语、粤语、苗语的南方部落的迁入的影响下，在阿尔泰语言的底蕴上改造而成的一种藏缅式语言，离中原最近的吴语可能起过很大的作用。本文则是为这种历史的图景提供实证。

注释[1]《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康国》，页2281；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康国》，页6243。
[2]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注，北京，中华
书局，页34。
[3]上古华夏姓氏与戎狄族名的对照，可以用来归纳求证“有”的
这种读音。有熊、有莘、有侁，即“乌孙”；
有巢、有蟜、有穷，即“兀者”；
有扈、有虞、有黄，即“回纥”；
有殷、有偃，即“兀颜”。
[4]《史记》卷三，《殷本纪》，页106、页107，注二。
[5]《史记》卷三，《吴太伯世家》，页1445。
[6]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第四章，第
二十一节。[7]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245。
[8]《史记》卷三，《西南夷列传》，页2991；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传》，页3837；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附录《魏略·西戎传》，页859。
[9]唐德刚与朱学渊私人谈话。
[10]MarionKiteandRoyThomson,ConservationofLeatherand
RelatedMaterials,pp.174,177.
[1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页10，注六。
[1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东海郡》，页1588。
[1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张掖郡》，页1613。
[14]《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页2808。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韩家亮：法治，法制，三权分立

消失的教会大学

周为筠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里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共同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到了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聚在一起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的“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历史车轮却无法回头的碾过。

与燕京大学经历一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这些大学虽然集体的人间蒸发了，但老校友们却每年坚持组织大小不等的聚会，显然这样聚会每次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教会大学的集体消失与浮现，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一段早已被忘却的历史。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了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没在之江大学呆多久，就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司徒雷登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筹款时的真实感受。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梦魂牵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想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遭到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阻挠竟成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归葬到杭州这块成长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园里，当年他的居所——独立洋楼“下红房”，在郁郁葱葱中百年如一日。然而，这里曾经的之江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修缮一新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只有遗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经济学馆等老建筑，才显露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历史。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千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的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幅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点，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教会大学里的异教徒学生越来越多，当年哲学家方东美在金陵大学上学时就从来不祷告。这样现象在震旦大学尤为严重，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异教徒。到了1930年代，像沪江大学干脆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这些教会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的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各具特色的办学

比之圣约翰毫不逊色的还有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同样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育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除此之外，各个教会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这些名牌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这些大学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熏陶，大多似乎在政府系统而非党务系统任职。那些小有名气和运气好的人，则在如医学、农业、新闻、法律等教会大学较有优势的行业工作。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常能担任国际新闻处和西方报纸的要职，金陵大学在农业界、东吴大学在法律界……在各自职业天地里游刃有余。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斗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的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四川帆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南京的教会大学，曾经毕业的哦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中三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万劫不复的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反帝情绪的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1950年10月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他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进行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革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

忘却的纪念

这个故事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这些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但是它们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比如北大背后的燕京、复旦背后的圣约翰、浙大背后的之江、苏大背后的东吴……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大学，无一不有着教会的影子，几乎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这些教会大学就这么集体消失了，并因政治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是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向，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的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才，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宋子文就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圣约翰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