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改與和解：目前中國社會唯一的出路--基督徒恭賀劉曉波先生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公開信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聖經·箴言》14章34節）。
作為基督徒，我們從個人良心出發，以欣慰、痛苦、謙卑、感恩之情，恭賀劉曉波先生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我們特別向勇於與劉曉波先生一同擔當自由與民主大業的劉霞女士致以衷心的祝賀與深切的慰問！
之所以感到欣慰，就是劉曉波先生的獲獎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事，乃是代表中國新一代以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為標記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真正愛國的良知分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和支持。這一和平獎不僅是授給劉曉波先生個人的，也是授予所有六四受難者的。劉曉波先生參與一九八九年六四學生民主運動，並且積極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了更大規模的流血，後多次被捕入獄，但對自由與民主之理想和事業始終矢志不渝；二零零八年發起《零八憲章》運動，主張非暴力、有序性的政治和解與民主改革，於二零零九年被一黨專制下的法庭扭曲法律本意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先生為中國自由和民主大業義無反顧，九死不悔。如今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劉曉波先生仍在監獄之中，仍然飽受與其夫人劉霞女士和其他家人、朋友分離之苦；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專權將近100週年之際，多達十四億人口之鉅的大陸中國人民仍然生活在一黨專政所造成的人治的腐敗和禍害之下，這實在是全體中國人民莫大的悲哀；劉曉波先生一向主張以和平、漸進、有序的方式走向自由和共和，卻因言獲罪，被判處十一年徒刑，本身就是中國大陸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自由和人權沒有得到基本保障的集中體現；也是百年以來亞洲各國中率先擺脫皇權專制的國人同胞忍受到如今的奇恥大辱！
之所以感到謙卑，就是因為身為基督徒，我們知道人人都是有限的罪人；我們在道德地位上並不居於可以對別人進行審判和定罪這種居高臨下的地位；同時，長期以來，華人基督教會對社會公義問題的忽視和淡漠，對政治問題的怯懦和逃避，比如六四運動、計劃生育、城鄉歧視等，表明我們並沒有按照耶穌基督的吩咐，自覺地充分地在這個世界上發揮光與鹽的作用。上帝的心意就是：“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聖經·阿摩斯書》5章24節）。教會不僅應當堅持聖經無謬，傳講以基督為中心的讓人悔改的福音，也應當就社會公義問題發出良心的聲音。因此，中國的悔改應當首先從基督教教會、從每個基督徒的悔改做起！
之所以感到感恩，是因為上帝並沒有按照我們的過犯來對待我們；在中國大陸體制內外仍有許多真心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剛勇之士；世界上仍有許多真心關注、熱愛中國人民的國家、民族、教會和個人；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在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再施壓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把2010年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先生，表彰其“長期地以非暴力的形式為基本人權奮鬥”之艱辛，這無疑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民主運動的激勵。我們感謝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不畏強權、堅持真理的義舉！中國人民在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艱辛歷程中並不孤獨！
劉曉波先生強調：“如果沒有上帝，中國就沒有希望！” “中國人的悲劇，就是沒有上帝的悲劇。”他深刻地意識到基督信仰對於中國大陸和平、有序地轉向自由與民主、憲政與共和的道路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和地位，我們欣喜地看到劉曉波先生在與專制極權的長期抗爭中汲取了從基督信仰而來的寬容與和解的精神。我們內心最深切的期盼就是劉曉波夫婦能與我們一同蒙受耶穌基督的救贖大恩，成為上帝的兒女。耶穌基督的救贖大恩不僅是個人生命重生的根基，也是我們中國社會和文化浴火重生的根基。但願耶穌基督的恩典成為身陷囹圄的劉曉波先生心靈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作為基督徒，我們深信：悔改與和解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唯一出路！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聖經·馬太福音》4章17節）。目前中國社會在經濟上有巨大的進展；在法治建設和人權保障上，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法無天的現象相比，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在一黨專政、道德頹廢、民族矛盾、城鄉差異等問題上，長期舉足不前，其癥結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極端滯後。要突破目前的困局，個人和群體都當為自己的犯罪而真誠悔改，並且尋求在悔改的基礎上達成個人、群體之間的和解與共融，消除暴力、內戰、分裂的內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擺脫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我們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創造的，每個人都具有來自上帝的不可剝奪的自由和尊嚴；同時，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權力賜給了每個人（《聖經·創世記》1章26-28節）。家庭、教會和國家都當根據個人的同意而自由結合，並且以保障和促進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為主要目的。因此，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強權凌駕於其他人之上，假借“主義”、“國家”、“民族”之名肆意踐踏個人的尊嚴和權利。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中國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紀，任何以暴力和謊言歪曲真理、強奸民意、奴役他人、踐踏人權的個人和群體都會受到至高上帝公義的審判。
因此，我們鄭重發出呼籲和祈求：
1、呼籲中國政府尊重法治原則和法律本意，糾正錯誤判決，無條件地釋放劉曉波先生，使其早日與夫人劉霞女士團聚；釋放其他一切因為宗教和政治主張而被關押的良心犯；
2、呼籲全世界一切歸在基督之名下的聖而公之教會，尤其是海內外華人教會和基督徒，為自身在社會公義問題上的冷淡而悔改；繼續高舉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忠心地為中國的悔改、和解與重建祈禱；
3、呼籲中國共產黨人認罪悔改，放棄踐踏人權的極權統治，還政於民，以《零八憲章》為基本框架，公開六四真相，尋求社會和解，建立自由與民主政府；
4、呼籲全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中國的社會和解與和平轉型努力；只有擺脫專制制度，尊重個人尊嚴和權利，走向自由與共和，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中國才能長治久安，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祝福；
5、祈求上帝賜給我們每個基督徒堅持真理、捍衛公義的愛心、智慧和勇氣，好使我們為上帝的醫治和饒恕、公義和憐憫早日臨到神州大地而不懈努力！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聖經·彌迦書》6章8節）。“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於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我們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聖經·詩篇》67篇1-2節）。
主後2010年10月10日
簽名：（首批簽名以姓氏筆劃順序排序）王 軍 律師（北京）王志勇 牧師（弗吉尼亞）王策 弟兄 （西班牙）李大衛 牧師（洛杉磯）李志友 信徒 （泰國）齊志勇 基督徒 六四傷殘者（北京）師濤 基督徒 因言論自由被繫獄者劉永川 弟兄 （洛杉磯）沈智勇 弟兄 （舊金山）
余 杰 作家 （北京）陳佐人 牧師（西雅圖）陳彪 牧師（佛羅里達）阿信 基督徒，作家（成都）吳 倩 作家（舊金山）張伯笠 牧師 （弗吉尼亞）張前進 傳道 （舊金山）張健 傳道（巴黎）張守東 弟兄（北京）張康平 姊妹（費城）羅柳英 信徒 （泰國）
鄭樂國 傳道（溫州）周鋒鎖 弟兄 （舊金山）洪予健 牧師（溫哥華）
柯志明 基督徒 台灣靜宜大學教授徐 可 傳道（深圳）章云雄 弟兄（費城）
Thursday, October 14, 2010
悔改与和解：目前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基督徒恭贺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公开信（修正版）
悔改与和解：目前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
--基督徒恭贺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公开信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圣经·箴言》14章34节）。
作为基督徒，我们从个人良心出发，以欣慰、痛苦、谦卑、感恩之情，恭贺刘晓波先生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特别向勇于与刘晓波先生一同担当自由与民主大业的刘霞女士致以衷心的祝贺与深切的慰问！
之所以感到欣慰，就是刘晓波先生的获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乃是代表中国新一代以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为标记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真正爱国的良知分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和支持。这一和平奖不仅是授给刘晓波先生个人的，也是授予所有六四受难者的。刘晓波先生参与一九八九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并且积极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后多次被捕入狱，但对自由与民主之理想和事业始终矢志不渝；二零零八年发起《零八宪章》运动，主张非暴力、有序性的政治和解与民主改革，于二零零九年被一党专制下的法庭扭曲法律本意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自由和民主大业义无反顾，九死不悔。如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刘晓波先生仍在监狱之中，仍然饱受与其夫人刘霞女士和其他家人、朋友分离之苦；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专权将近100周年之际，多达十四亿人口之巨的大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一党专政所造成的人治的腐败和祸害之下，这实在是全体中国人民莫大的悲哀；刘晓波先生一向主张以和平、渐进、有序的方式走向自由和共和，却因言获罪，被判处十一年徒刑，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自由和人权没有得到基本保障的集中体现；也是百年以来亚洲各国中率先摆脱皇权专制的国人同胞忍受到如今的奇耻大辱！
之所以感到谦卑，就是因为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人都是有限的罪人；我们在道德地位上并不居于可以对别人进行审判和定罪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同时，长期以来，华人基督教会对社会公义问题的忽视和淡漠，对政治问题的怯懦和逃避，比如六四运动、计划生育、城乡歧视等，表明我们并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自觉地充分地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上帝的心意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斯书》5章24节）。教会不仅应当坚持圣经无谬，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让人悔改的福音，也应当就社会公义问题发出良心的声音。因此，中国的悔改应当首先从基督教教会、从每个基督徒的悔改做起！
之所以感到感恩，是因为上帝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在中国大陆体制内外仍有许多真心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刚勇之士；世界上仍有许多真心关注、热爱中国人民的国家、民族、教会和个人；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在目前中国政府的一再施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把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表彰其“长期地以非暴力的形式为基本人权奋斗”之艰辛，这无疑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主运动的激励。我们感谢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义举！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艰辛历程中并不孤独！
刘晓波先生强调：“如果没有上帝，中国就没有希望！” “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他深刻地意识到基督信仰对于中国大陆和平、有序地转向自由与民主、宪政与共和的道路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我们欣喜地看到刘晓波先生在与专制极权的长期抗争中汲取了从基督信仰而来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期盼就是刘晓波夫妇能与我们一同蒙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不仅是个人生命重生的根基，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浴火重生的根基。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先生心灵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作为基督徒，我们深信：悔改与和解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圣经·马太福音》4章17节）。目前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有巨大的进展；在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上，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法无天的现象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在一党专政、道德颓废、民族矛盾、城乡差异等问题上，长期举足不前，其症结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极端滞后。要突破目前的困局，个人和群体都当为自己的犯罪而真诚悔改，并且寻求在悔改的基础上达成个人、群体之间的和解与共融，消除暴力、内战、分裂的内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摆脱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我们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每个人都具有来自上帝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尊严；同时，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权力赐给了每个人（《圣经·创世记》1章26-28节）。家庭、教会和国家都当根据个人的同意而自由结合，并且以保障和促进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为主要目的。因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强权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假借“主义”、“国家”、“民族”之名肆意践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二十一世纪必然是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纪，任何以暴力和谎言歪曲真理、强奸民意、奴役他人、践踏人权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受到至高上帝公义的审判。
因此，我们郑重发出呼吁和祈求：
1、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法治原则和法律本意，纠正错误判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先生，使其早日与夫人刘霞女士团聚；释放其他一切因为宗教和政治主张而被关押的良心犯；
2、呼吁全世界一切归在基督之名下的圣而公之教会，尤其是海内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为自身在社会公义问题上的冷淡而悔改；继续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忠心地为中国的悔改、和解与重建祈祷；
3、呼吁中国共产党人认罪悔改，放弃践踏人权的极权统治，还政于民，以《零八宪章》为基本框架，公开六四真相，寻求社会和解，建立自由与民主政府；
4、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中国的社会和解与和平转型努力；只有摆脱专制制度，尊重个人尊严和权利，走向自由与共和，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中国才能长治久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祝福；
5、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坚持真理、捍卫公义的爱心、智慧和勇气，好使我们为上帝的医治和饶恕、公义和怜悯早日临到神州大地而不懈努力！“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圣经·弥迦书》6章8节）。
“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圣经·诗篇》67篇1-2节）。
主后2010年10月10日
签名：（首批签名以姓氏笔划顺序排序）
之所以感到欣慰，就是刘晓波先生的获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乃是代表中国新一代以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为标记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真正爱国的良知分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和支持。这一和平奖不仅是授给刘晓波先生个人的，也是授予所有六四受难者的。刘晓波先生参与一九八九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并且积极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后多次被捕入狱，但对自由与民主之理想和事业始终矢志不渝；二零零八年发起《零八宪章》运动，主张非暴力、有序性的政治和解与民主改革，于二零零九年被一党专制下的法庭扭曲法律本意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晓波先生为中国自由和民主大业义无反顾，九死不悔。如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刘晓波先生仍在监狱之中，仍然饱受与其夫人刘霞女士和其他家人、朋友分离之苦；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专权将近100周年之际，多达十四亿人口之巨的大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一党专政所造成的人治的腐败和祸害之下，这实在是全体中国人民莫大的悲哀；刘晓波先生一向主张以和平、渐进、有序的方式走向自由和共和，却因言获罪，被判处十一年徒刑，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自由和人权没有得到基本保障的集中体现；也是百年以来亚洲各国中率先摆脱皇权专制的国人同胞忍受到如今的奇耻大辱！
之所以感到谦卑，就是因为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人都是有限的罪人；我们在道德地位上并不居于可以对别人进行审判和定罪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同时，长期以来，华人基督教会对社会公义问题的忽视和淡漠，对政治问题的怯懦和逃避，比如六四运动、计划生育、城乡歧视等，表明我们并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自觉地充分地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作用。上帝的心意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斯书》5章24节）。教会不仅应当坚持圣经无谬，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让人悔改的福音，也应当就社会公义问题发出良心的声音。因此，中国的悔改应当首先从基督教教会、从每个基督徒的悔改做起！
之所以感到感恩，是因为上帝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在中国大陆体制内外仍有许多真心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刚勇之士；世界上仍有许多真心关注、热爱中国人民的国家、民族、教会和个人；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在目前中国政府的一再施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把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表彰其“长期地以非暴力的形式为基本人权奋斗”之艰辛，这无疑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主运动的激励。我们感谢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义举！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艰辛历程中并不孤独！
刘晓波先生强调：“如果没有上帝，中国就没有希望！” “中国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他深刻地意识到基督信仰对于中国大陆和平、有序地转向自由与民主、宪政与共和的道路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我们欣喜地看到刘晓波先生在与专制极权的长期抗争中汲取了从基督信仰而来的宽容与和解的精神。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期盼就是刘晓波夫妇能与我们一同蒙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恩不仅是个人生命重生的根基，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浴火重生的根基。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先生心灵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作为基督徒，我们深信：悔改与和解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圣经·马太福音》4章17节）。目前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有巨大的进展；在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上，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法无天的现象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在一党专政、道德颓废、民族矛盾、城乡差异等问题上，长期举足不前，其症结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极端滞后。要突破目前的困局，个人和群体都当为自己的犯罪而真诚悔改，并且寻求在悔改的基础上达成个人、群体之间的和解与共融，消除暴力、内战、分裂的内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摆脱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我们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每个人都具有来自上帝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尊严；同时，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权力赐给了每个人（《圣经·创世记》1章26-28节）。家庭、教会和国家都当根据个人的同意而自由结合，并且以保障和促进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为主要目的。因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强权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假借“主义”、“国家”、“民族”之名肆意践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二十一世纪必然是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纪，任何以暴力和谎言歪曲真理、强奸民意、奴役他人、践踏人权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受到至高上帝公义的审判。
因此，我们郑重发出呼吁和祈求：
1、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法治原则和法律本意，纠正错误判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先生，使其早日与夫人刘霞女士团聚；释放其他一切因为宗教和政治主张而被关押的良心犯；
2、呼吁全世界一切归在基督之名下的圣而公之教会，尤其是海内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为自身在社会公义问题上的冷淡而悔改；继续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忠心地为中国的悔改、和解与重建祈祷；
3、呼吁中国共产党人认罪悔改，放弃践踏人权的极权统治，还政于民，以《零八宪章》为基本框架，公开六四真相，寻求社会和解，建立自由与民主政府；
4、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中国的社会和解与和平转型努力；只有摆脱专制制度，尊重个人尊严和权利，走向自由与共和，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中国才能长治久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祝福；
5、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坚持真理、捍卫公义的爱心、智慧和勇气，好使我们为上帝的医治和饶恕、公义和怜悯早日临到神州大地而不懈努力！“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圣经·弥迦书》6章8节）。
“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圣经·诗篇》67篇1-2节）。
主后2010年10月10日
签名：（首批签名以姓氏笔划顺序排序）
王 军 律师（北京）
王志勇 牧師（弗吉尼亚）
王策 弟兄 （西班牙）
李大卫 牧师（洛杉矶）
李志友 信徒 （泰国） 齐志勇 基督徒 六四伤残者（北京）
师涛 基督徒 因言论自由被系狱者
刘永川 弟兄 （洛杉矶）
沈智勇 弟兄 （旧金山）
余 杰 作家 （北京）
陈佐人 牧师（西雅图）
陈彪 牧师（佛罗里达）
阿信 基督徒，作家（成都）
吴 倩 作家（旧金山）
张伯笠 牧师 （弗吉尼亚）
张前进 传道 （旧金山）
张健 传道（巴黎）
张守东 弟兄（北京）
张康平 姊妹（费城）
罗柳英 信徒 （泰国）
郑乐国 传道（温州）
周锋锁 弟兄 （旧金山）
洪予健 牧师（温哥华）
柯志明 基督徒 台湾静宜大学教授
徐 可 传道（深圳）
章云雄 弟兄（费城）
Tuesday, October 12, 2010
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与基督教及罗马教皇
作者:郭国汀 2010-10-12 16:31:19
罗马教庭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缔约
比乌斯六世教皇对墨索里尼更加谨慎，1929年罗马天主教与墨索里尼政府签定一份协议；经艰苦谈判，教皇为罗马天主教赢得了独立主权国地位，凡蒂岗城有自已的邮局和无线电广播，并获得17亿五千万里拉补偿；比乌斯教皇因此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意委派来的人”，致使红衣主教Partido Popolare愤而辞职自我流放伦敦。但当墨索里尼坚持利用意大利童子军迫害天主教运动时，1931年6月日比乌斯六世教皇谴责法西斯政权是国家崇拜异端，并在Non Abbiamo BIsoguo通谕中谴责法西斯主义者的效忠誓言，违背了上帝的法律。[8]1938年5月日希特勒访问罗马，比乌斯六世教皇有意离开罗马前往Castel Gandolfo向朝圣者解释说，他不能容忍在罗马升起一个不是十字架上的基督。9月教皇向朝圣者布道时说：“亚柏拉罕是我们的信仰之父。基督徒不得反犹太人，因为从心灵精神上，我们都是犹太人”。
希特勒纳粹政权于1933年通过尤吉尼奥（Eugenio Pacelli Pius后来成为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与凡蒂岗签约，在谈判期间希特勒已经逮捕92名天主教神父，查封了16家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关闭了9家天主教出版物。他面对德国草拟的协定，只能做出二择一的选择：要么实质上被纳粹清除天主教，要么选择与希特勒订约以图保存天主教[9]，他选择了后者。经谈判争取到：教会保持独立自治，纳粹放松对教育的控制，以换取罗马天主教的外交承认；作为回报，纳粹要求所有的儿童必须参加宗教指导课；凡是脱教者必须重新加入教会；直到1936年德军要求每位士兵必须加入德国两个官方基督教之一。
纳粹歪曲悖离基督教原理
与凡蒂岗缔约后，纳粹发起了一场新德国基督教运动。穆勒（Muller）在新德国基督教中加入反犹太人内容，改变基督教原理；纳粹激进分子则完全清除旧约，将保罗和奥古斯汀的教义删除，因为他们为犹太人说话，并发起德国青少年运动。纳粹的这些做法，遇到耶和华见证人的激烈反对，1934年10月日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卢瑟福德（Rutherford）给希特勒一函，指责纳粹迫害耶和华见证人，违背了上帝的法律，“侵害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尊从上帝的旨意，如果你的政府和官员因我们礼拜上帝服从上帝而继续迫害我们，那么我们的鲜血将复盖你，而你将面对至高无上的上帝。”[10]
希特勒与基督教
希特勒自称在镜子里见到自已就是基督，自认是个勇敢的反犹太斗士。1922年4月12日，在慕尼黑演讲中希特勒讲述他的哲学：我的基督情感指引我向我的上帝和救主作为一名战士，它亦引导我向人。[11]
希特勒纳粹与苏联共产党极权体制非常相似。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上皆是强大的无神信仰，相互最终在内心排斥宗教。纳粹的仇恨是基于种族，共产主义的仇恨则基于阶级；虽 然两者的死亡集中营相似，纳粹德国用犹太信徒，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代替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纳粹主义用雅利安高贵血统者取代无产阶级；在阉割知识分子和国 民精神，采用为一党之私的各种技巧，用非人道手段对付竞争对手及迫害宗教等方面，希特勒均决不亚于斯大林。希特勒的宗教情感是一种混杂着种族神密和暴力及 返祖崇拜，沉迷于雅利安高贵血统和反犹太信仰；神学家保罗（Paul de Lagarde）在1873年一篇国家宗教论文中称“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均歪曲了圣经，他谴责圣保罗将基督教犹太教化，对犹太人的历史观都是保罗欺骗我们的。” 他还论证耶苏不是犹太人而是雅利安人[12]。西奥多（Theodor Fritsch）论证说Gulileans事实上是Gauls而Gauls即是德国人[13]。纳粹高官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43年春对部下说：“我们不应当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皇是国家社会主义比丘吉尔或罗斯福更大的敌人 。[14]
纳粹攻击迫害基督教
纳粹政权对天主教的攻击始于1936年。自1936年始，凡是18岁以下的男女青少年儿童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其队歌为：“没有恶的神父牧师可以阻止我们感受，我们是希特勒的儿童，我们不跟随基督，我们要希特勒。”[15]纳粹德国随即展开信仰运动，努力将信仰与教会隔绝。婚礼出生证皆偏离基督而全部导向希特勒。1937年纳粹颁布一项命令：取消所有课堂上的十字架。圣诞节改名为Yuletide，日期则改为12月1日。形容耶苏是一个胆小的犹太佬，他以贬低的方式受死污辱了大多数人。[16]
随着自信的增加，纳粹对基督教的攻击亦随之增强。牧师被禁止在课堂上布道。1936年盖世太宝逮捕了700名新教神父，因为他们布道时谴责纳粹亲异端。神父们因布道提及亚柏拉罕，约色夫，大卫，损害了德国种族的高贵性而受罚。新教主要神学家卡尔巴尔斯（Karl Barth），因宣称基督教面对纳粹已不再可能持中立，谴责人将自已视同上帝等同世界中心是最大的罪，即被解职，
Dinter原是纳粹党第五号人物，负责纳粹党的行政事务，1927年9月日被开除出纳粹党，是因为希特勒已决定使纳粹党远离宗教[17]。 Dinter被开除时，他的第五号党证上被盖上“永远不得重新录用”希特勒发誓从此永远将纳粹摆脱所有宗教问题[18]。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将全波兰1/5的神父关入奥斯维亲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后杀害。[19]
纳粹迫害攻击犹太人
1938年11月9日-10日，在德国400个犹太教堂，数千个犹太商店和犹太人的家被纳粹党烧毁，超过20000 名犹太人被捕。纳粹统治下，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报纸均消声匿迹；因缺金属教堂的钟被熔掉；十字架从所有的医院撤除；在新学校禁止言及宗教；俄国俘虏极悲惨的状态约4/5的死亡率而无人关注。
基督教神职人员谴责纳粹迫害
不少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开谴责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些神职人员因此而牺牲。例如，比乌斯六世教皇日益对纳粹持敌意。1933-1936年期间，凡蒂岗向柏林发了36封抗议函，指责纳粹德国违反协议。幕尼黑红衣大主教于1937年星期日在Palm教堂布道时，宣读比乌斯六世教皇通谕，谴责用肉身和血取代真正的上帝的偶像崇拜，基督教是所有国家所有的人民的家。五天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又在Divini Redemptoris训谕中谴责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人类公敌。[20]1938年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 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还写下Humani Generis Unitas通谕：号召人类友爱，谴责纳粹迫害犹太人和种族主义[21]，但在发表前于1939年2月19日去世；红衣主教Galen公开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牧师在军中散发他的布道演讲者皆被枪杀；Galen红衣主教还和科隆主教Frings共同谴责纳粹谋杀人质和俘虏；教会运动的主要神学家卡尔（Karl Barth confessing）号召基督徒必须一手持圣经，一手拿报纸；杜道夫神父（Dudolf Bultmann）布道时称：如今民事不服从已成为实际道德，不服从第三帝国的所有命令，是所有基督徒的义务；最着名的反希特勒基督徒是Dietrich Bonhoeffer神父，他是富于学识的神学家，与美国许多神学家联系密切，1939年他主动返回德国，他说“当我的祖国陷于邪恶与混乱之际，我不能袖手旁观”。他公开谴责纳粹，虽然一直在盖世太保监控下，他坚持与反纳粹组织一道工作，与国际教会联系，由于帮助犹太人逃亡瑞士，于1943 年4月被捕，并于战争结束前三周1945年4月9日与其他阴谋反希特勒的军官一道被绞死；新教牧师Heinrich Gvuber因帮助犹太人受洗而被捕；新教主教Theophil Wurm致函希特勒，抗议屠杀犹太人，1943年，在布道坛上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群体屠杀；教会领导人波诺福（Bonnoeffe）公开谴责纳粹1935 年9月之剥夺犹太人的权利法，盖世太宝先逮捕他的21个学生，随后将他关入集中营，他拒绝合作宁可入狱。[22]意大利Finme主教Giuseppe Palatucci的表兄是当地警局局长，受比乌斯12世教皇尽力救助保护犹太人的指令，在大屠杀期间，他与表兄一道伪造了几千份身份证明拯救了几千名犹太人，最后被纳粹逮捕并处决。[23]
但也有部分神职人员支持纳粹，例如：马汀主教萨瑟（Sasse）出版马汀路德有关反犹太教的论文以示支持纳粹；1941年3月日Grobe Freiburg 大主教在布道时称犹太人杀害了耶苏并称犹太人自取诅咒；1941年12月日在德国七个省的Evengelical教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犹太人是天然的德国之敌，即使受洗也没救，建议对犹太教徒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将其驱逐出德国领土；[24]1941年6月日当德国入侵苏联后，Jager大主教谴责苏联敌视上帝仇恨耶苏，并说俄国人是一种接近动物的人。[25]
比乌斯12世教皇与纳粹迫害犹太人
布莱恩教授在其名着《信仰：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未公开谴责纳粹，这很难理解，其是否有理由是另一个问题，因他想避免与纳粹发生直接冲突”。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攻击比乌斯12世教皇是纳粹德国的教皇，其理由是他代表凡蒂岗与纳粹签约，且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期间，未公开强烈谴责纳粹德国。但是这些指责显然并非事实也非常不客观公正。
比乌斯十二世教皇（Eugenio Pacelli Pius）1902年获神学博士，精通拉丁文，希腊，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萄葡萄牙和阿拉伯语。1939年比乌斯十二世成为教皇时已经担任神父40年，其中38年作为教会全国秘书处外交官。
比乌斯教皇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之际即下令罗马的教堂向犹太人开放，凡蒂岗一地即有5000名犹太人在其中避难。[26]事实上，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早在1923年11月24日即谴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17年至1929年作为凡蒂岗的代表发表44次有关德国的讲话中，有40次谴责纳粹的内容。[27] 整个1930年代纳粹媒体称他为爱犹太佬的红衣主教，因为作为凡蒂岗国务卿他先后55次向纳粹政府送交抗议迫害犹太人的公开函。他称纳粹是假先知，指责纳粹是种族血统迷信膨胀；希特勒完全是自我膨胀；希特勒是破坏者，能令僵尸惊跳起的人，基督教与纳粹水火不相容无法调和。[28]1937年3月8日比乌斯十二世会见美国大使时私下称希特勒是个不可信赖的流氓，而且是邪恶的人。1938年他给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函中解释他为何反纳粹政权，原因之一是纳粹的反宗教自由，完全缺乏诚信，与纳粹完全不可能进行政治妥协或达成协议。[29]正由于比乌斯12世的上述言论，1939年3月12日比乌斯十二世当选教皇加冕仪式欧洲国家唯有德国未派代表出席。[30]
1939年9月8日在其第一份通谕（Summi Pontificalus）中，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明确谴责纳粹主义，明确反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呼吁和平。在整个二战期间教皇一直为犹太人呼吁，当得知纳粹在波兰屠杀犹太人后，他敦促欧洲的主教们尽一切能力拯救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1940年1月19日在凡蒂岗电台和报纸上教皇撰文称纳粹是野蛮的暴政。在1940年复活节比乌斯十二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轰炸不设防的平民；1940年5月11日公开谴责纳粹侵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42年6月日他公开反对在纳粹法国占领区群体驱逐犹太人，并下令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帮助犹太人。[31] 1941年和1942年教皇圣诞演说重申了这些主题。
综上可见，比乌斯12世教皇始终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对纳粹政权始终深怀敌意，不但屡屡公开谴责纳粹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尽其所能尽力保护了数十万犹太人的生命。
法西斯意大利迫害犹太人
1938年7月15日在墨索里尼指导下，法西斯教授们签发《种族宣言》，称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意大利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禁止犹太人在学校和大学里任教，而1930年意大利大学教授8%是犹太人。比乌斯六世教皇的回应是直接聘任了好些着名犹太教授到凡蒂岗图书馆。他亲自过问确保为那些被迫解职的犹太教授学者有必要的移民文件，以便移民巴勒斯坦和美国。1938年9月日墨索里尼政府颁布第一个反犹太人的法律，模仿德国纳粹纽伦堡宣言，解聘犹太人教师教授，驱逐犹太人的孩子出学校，犹太人从大学公务和军队及其他公共生活中被驱逐。比乌斯教皇多次公开谴责墨索里尼的反犹太教立法。1938年9月6日临死前一个月，比乌斯六世教皇接待一群比利时朝圣者时说，反犹太是仇恨运动，我们基督徒决不能参与。并含泪说反犹太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在精神层面我们全部都是犹太教徒。[32]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教皇持续谴责纳粹政权及其反犹太政策。1938年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教皇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 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要求美国和加拿大天主教帮助被德国驱逐的犹太学者，教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里寻找教职。1939年1月24日他对凡蒂岗外国使团说要大使们尽可能为被德意种族迫害的犹太人签证。他还亲自秘密准备了一份书面训谕，让美国耶苏会牧师约翰草拟，约翰将第一稿交给Wladimir Ledochowski修改，但由于比乌斯于1939年2月10日突然去世，未及公开发表。[33]
罗马教庭处置纳粹希特勒的策略
罗马天主教确实始终未将希特勒及其高级官员革除教籍，但这主要基于现实的考虑而非教皇容忍或纵容纳粹。历史上将暴君革除教会不乏前例，但均受到被革除的暴君的疯狂报复。例如：1324年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将德国巴伐利亚民选皇帝路易四世革出教会，并号召各君主和贵族反抗路易，结果路易率兵进军罗马，赶走教皇自封为神圣罗马皇帝，而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则死于流亡地。 1570年比乌斯五世教皇将英国伊丽莎白女皇革出教会，结果对天主教造成大灾难；英国圣公教会从此独立于罗马天主教自立门户，数百名天主教徒被屠杀，而大量英国天主教徒仍然忠于女皇，维多利亚女皇则巩固了她的权力。[34] 1809年被教皇革除教会的拿破伦派兵包围罗马凡蒂岗，逮捕比乌斯七世教皇强行押出罗马关押了五整年，由1400名士兵看守软禁，因为他曾谴责拿破伦封锁英国并将拿破伦开除出教会。1848年11月日比乌斯四世教皇逃出罗马，14个月后才回到罗马。19世纪末莱克斯八世教皇亦曾被迫短期流亡。[35]希特勒曾计划攻击凡蒂岗，绑架教皇。德国驻凡蒂岗大使（Ernst von Weizsacker）写道他听闻希特勒计划绑架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他反复告诫凡蒂岗官员不要惹恼柏林。
天主教会拯救的犹太人比所有其他教会，宗教团体和拯救组织的总和还多。二战中欧洲80%的犹太人被消灭，意大利的40000名犹太人有85%获救。[36] 1943年10月16日凌晨5点30分，大批盖世太保在罗马挨家逮捕仍在睡梦中的犹太人，结果当天1259人（包括896名妇孺）关入死亡列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周后全部被杀害。1943年10月日至1944年6月日盟军解放期间，德国人又陆续逮捕和屠杀了2091名意大利犹太人。自1943年10月始，比乌斯教皇要求意大利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保护犹太人，在德军占领期间罗马155个修道院共庇护了约5000名犹太人。另在教皇的夏宫（Castel Gandolfo）庇护了3000馀名犹太人。60名意大利犹太人在苏会士格利高里大学生活了9个月，许多犹太人在Pontifical圣经研究院避难。比乌斯教皇亲自允许477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凡蒂岗城内避难。另有4238名犹太人在罗马城内无数教堂内避难。大屠杀研究专家也是受害人的 Tagliaazzo经研究证实热那亚红衣主教Boetto至少救了800名犹太人。Assisi主教救了300名犹太人，许多其他着名的教会领导人，包括数名红衣主教，两名未来的教皇救助和庇护了大量犹太人。
教皇还令各国天主教会尽力救助犹太人。匈牙利Tiber Baranski在大屠杀期间救助了3000馀名犹太人，他证实他们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苏军占领匈牙利后即逮捕他，后来在匈牙利1956年起义后，他移民美国，1979年以色列因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贡献表璋他为“正义绅士”。“我确实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他说。
1955年一个以色列代表团找到Giovanni Montini大主教，拟奖励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工作，被大主教婉拒：“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我的责任，而且我只是按照圣父的命令行事”。1957年Angelo Roncalli红衣主教对以色列外交部对他成功救助数千名犹太人拟予奖励，他亦作了相似的回答。许多意大利天主教徒因帮助犹太人被纳粹逮捕，其中有些人被杀害。
[1]郭国汀(Thomas G.Guo)，海事和人权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与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 《现代提单》；《油污和碰撞责任》；《国际贸易法》；《项目融资》；《国际海事海商法》；《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 条款中译》；《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精选）；《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基督教与人类文明》等专译着。
[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56.
[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3.
[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5.
[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7]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8]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1.
[1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0。
[11]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4。
[1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5。
[13]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4。
[14]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1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1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2。
[17]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7。
[18] Hitler had decided to distance the party from religion. Hitler vonoed to keep the Nazis out of all religious issues forall time to come. See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7。
[19] Robert Rogal, The Catholic Marty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World History ( New York, Croosroad Publishing Co.2000) p.194.
[2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21]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4。
[2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23]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89.
[24]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8
[27]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3.
[28]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5.
[2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6.
[30]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0.
[31]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4.
[32]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40.
[3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41.
[3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8.
[35]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6.
[36] Ronald J. Rychlak, Gold hagan v. Pius XII, First Things, June/July 2000, p.43.
罗马教庭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缔约
比乌斯六世教皇对墨索里尼更加谨慎，1929年罗马天主教与墨索里尼政府签定一份协议；经艰苦谈判，教皇为罗马天主教赢得了独立主权国地位，凡蒂岗城有自已的邮局和无线电广播，并获得17亿五千万里拉补偿；比乌斯教皇因此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意委派来的人”，致使红衣主教Partido Popolare愤而辞职自我流放伦敦。但当墨索里尼坚持利用意大利童子军迫害天主教运动时，1931年6月日比乌斯六世教皇谴责法西斯政权是国家崇拜异端，并在Non Abbiamo BIsoguo通谕中谴责法西斯主义者的效忠誓言，违背了上帝的法律。[8]1938年5月日希特勒访问罗马，比乌斯六世教皇有意离开罗马前往Castel Gandolfo向朝圣者解释说，他不能容忍在罗马升起一个不是十字架上的基督。9月教皇向朝圣者布道时说：“亚柏拉罕是我们的信仰之父。基督徒不得反犹太人，因为从心灵精神上，我们都是犹太人”。
希特勒纳粹政权于1933年通过尤吉尼奥（Eugenio Pacelli Pius后来成为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与凡蒂岗签约，在谈判期间希特勒已经逮捕92名天主教神父，查封了16家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关闭了9家天主教出版物。他面对德国草拟的协定，只能做出二择一的选择：要么实质上被纳粹清除天主教，要么选择与希特勒订约以图保存天主教[9]，他选择了后者。经谈判争取到：教会保持独立自治，纳粹放松对教育的控制，以换取罗马天主教的外交承认；作为回报，纳粹要求所有的儿童必须参加宗教指导课；凡是脱教者必须重新加入教会；直到1936年德军要求每位士兵必须加入德国两个官方基督教之一。
纳粹歪曲悖离基督教原理
与凡蒂岗缔约后，纳粹发起了一场新德国基督教运动。穆勒（Muller）在新德国基督教中加入反犹太人内容，改变基督教原理；纳粹激进分子则完全清除旧约，将保罗和奥古斯汀的教义删除，因为他们为犹太人说话，并发起德国青少年运动。纳粹的这些做法，遇到耶和华见证人的激烈反对，1934年10月日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卢瑟福德（Rutherford）给希特勒一函，指责纳粹迫害耶和华见证人，违背了上帝的法律，“侵害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尊从上帝的旨意，如果你的政府和官员因我们礼拜上帝服从上帝而继续迫害我们，那么我们的鲜血将复盖你，而你将面对至高无上的上帝。”[10]
希特勒与基督教
希特勒自称在镜子里见到自已就是基督，自认是个勇敢的反犹太斗士。1922年4月12日，在慕尼黑演讲中希特勒讲述他的哲学：我的基督情感指引我向我的上帝和救主作为一名战士，它亦引导我向人。[11]
希特勒纳粹与苏联共产党极权体制非常相似。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上皆是强大的无神信仰，相互最终在内心排斥宗教。纳粹的仇恨是基于种族，共产主义的仇恨则基于阶级；虽 然两者的死亡集中营相似，纳粹德国用犹太信徒，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代替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纳粹主义用雅利安高贵血统者取代无产阶级；在阉割知识分子和国 民精神，采用为一党之私的各种技巧，用非人道手段对付竞争对手及迫害宗教等方面，希特勒均决不亚于斯大林。希特勒的宗教情感是一种混杂着种族神密和暴力及 返祖崇拜，沉迷于雅利安高贵血统和反犹太信仰；神学家保罗（Paul de Lagarde）在1873年一篇国家宗教论文中称“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均歪曲了圣经，他谴责圣保罗将基督教犹太教化，对犹太人的历史观都是保罗欺骗我们的。” 他还论证耶苏不是犹太人而是雅利安人[12]。西奥多（Theodor Fritsch）论证说Gulileans事实上是Gauls而Gauls即是德国人[13]。纳粹高官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43年春对部下说：“我们不应当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皇是国家社会主义比丘吉尔或罗斯福更大的敌人 。[14]
纳粹攻击迫害基督教
纳粹政权对天主教的攻击始于1936年。自1936年始，凡是18岁以下的男女青少年儿童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其队歌为：“没有恶的神父牧师可以阻止我们感受，我们是希特勒的儿童，我们不跟随基督，我们要希特勒。”[15]纳粹德国随即展开信仰运动，努力将信仰与教会隔绝。婚礼出生证皆偏离基督而全部导向希特勒。1937年纳粹颁布一项命令：取消所有课堂上的十字架。圣诞节改名为Yuletide，日期则改为12月1日。形容耶苏是一个胆小的犹太佬，他以贬低的方式受死污辱了大多数人。[16]
随着自信的增加，纳粹对基督教的攻击亦随之增强。牧师被禁止在课堂上布道。1936年盖世太宝逮捕了700名新教神父，因为他们布道时谴责纳粹亲异端。神父们因布道提及亚柏拉罕，约色夫，大卫，损害了德国种族的高贵性而受罚。新教主要神学家卡尔巴尔斯（Karl Barth），因宣称基督教面对纳粹已不再可能持中立，谴责人将自已视同上帝等同世界中心是最大的罪，即被解职，
Dinter原是纳粹党第五号人物，负责纳粹党的行政事务，1927年9月日被开除出纳粹党，是因为希特勒已决定使纳粹党远离宗教[17]。 Dinter被开除时，他的第五号党证上被盖上“永远不得重新录用”希特勒发誓从此永远将纳粹摆脱所有宗教问题[18]。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将全波兰1/5的神父关入奥斯维亲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后杀害。[19]
纳粹迫害攻击犹太人
1938年11月9日-10日，在德国400个犹太教堂，数千个犹太商店和犹太人的家被纳粹党烧毁，超过20000 名犹太人被捕。纳粹统治下，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报纸均消声匿迹；因缺金属教堂的钟被熔掉；十字架从所有的医院撤除；在新学校禁止言及宗教；俄国俘虏极悲惨的状态约4/5的死亡率而无人关注。
基督教神职人员谴责纳粹迫害
不少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开谴责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些神职人员因此而牺牲。例如，比乌斯六世教皇日益对纳粹持敌意。1933-1936年期间，凡蒂岗向柏林发了36封抗议函，指责纳粹德国违反协议。幕尼黑红衣大主教于1937年星期日在Palm教堂布道时，宣读比乌斯六世教皇通谕，谴责用肉身和血取代真正的上帝的偶像崇拜，基督教是所有国家所有的人民的家。五天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又在Divini Redemptoris训谕中谴责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人类公敌。[20]1938年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六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 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还写下Humani Generis Unitas通谕：号召人类友爱，谴责纳粹迫害犹太人和种族主义[21]，但在发表前于1939年2月19日去世；红衣主教Galen公开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牧师在军中散发他的布道演讲者皆被枪杀；Galen红衣主教还和科隆主教Frings共同谴责纳粹谋杀人质和俘虏；教会运动的主要神学家卡尔（Karl Barth confessing）号召基督徒必须一手持圣经，一手拿报纸；杜道夫神父（Dudolf Bultmann）布道时称：如今民事不服从已成为实际道德，不服从第三帝国的所有命令，是所有基督徒的义务；最着名的反希特勒基督徒是Dietrich Bonhoeffer神父，他是富于学识的神学家，与美国许多神学家联系密切，1939年他主动返回德国，他说“当我的祖国陷于邪恶与混乱之际，我不能袖手旁观”。他公开谴责纳粹，虽然一直在盖世太保监控下，他坚持与反纳粹组织一道工作，与国际教会联系，由于帮助犹太人逃亡瑞士，于1943 年4月被捕，并于战争结束前三周1945年4月9日与其他阴谋反希特勒的军官一道被绞死；新教牧师Heinrich Gvuber因帮助犹太人受洗而被捕；新教主教Theophil Wurm致函希特勒，抗议屠杀犹太人，1943年，在布道坛上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群体屠杀；教会领导人波诺福（Bonnoeffe）公开谴责纳粹1935 年9月之剥夺犹太人的权利法，盖世太宝先逮捕他的21个学生，随后将他关入集中营，他拒绝合作宁可入狱。[22]意大利Finme主教Giuseppe Palatucci的表兄是当地警局局长，受比乌斯12世教皇尽力救助保护犹太人的指令，在大屠杀期间，他与表兄一道伪造了几千份身份证明拯救了几千名犹太人，最后被纳粹逮捕并处决。[23]
但也有部分神职人员支持纳粹，例如：马汀主教萨瑟（Sasse）出版马汀路德有关反犹太教的论文以示支持纳粹；1941年3月日Grobe Freiburg 大主教在布道时称犹太人杀害了耶苏并称犹太人自取诅咒；1941年12月日在德国七个省的Evengelical教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犹太人是天然的德国之敌，即使受洗也没救，建议对犹太教徒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将其驱逐出德国领土；[24]1941年6月日当德国入侵苏联后，Jager大主教谴责苏联敌视上帝仇恨耶苏，并说俄国人是一种接近动物的人。[25]
比乌斯12世教皇与纳粹迫害犹太人
布莱恩教授在其名着《信仰：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未公开谴责纳粹，这很难理解，其是否有理由是另一个问题，因他想避免与纳粹发生直接冲突”。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攻击比乌斯12世教皇是纳粹德国的教皇，其理由是他代表凡蒂岗与纳粹签约，且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期间，未公开强烈谴责纳粹德国。但是这些指责显然并非事实也非常不客观公正。
比乌斯十二世教皇（Eugenio Pacelli Pius）1902年获神学博士，精通拉丁文，希腊，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萄葡萄牙和阿拉伯语。1939年比乌斯十二世成为教皇时已经担任神父40年，其中38年作为教会全国秘书处外交官。
比乌斯教皇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之际即下令罗马的教堂向犹太人开放，凡蒂岗一地即有5000名犹太人在其中避难。[26]事实上，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早在1923年11月24日即谴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17年至1929年作为凡蒂岗的代表发表44次有关德国的讲话中，有40次谴责纳粹的内容。[27] 整个1930年代纳粹媒体称他为爱犹太佬的红衣主教，因为作为凡蒂岗国务卿他先后55次向纳粹政府送交抗议迫害犹太人的公开函。他称纳粹是假先知，指责纳粹是种族血统迷信膨胀；希特勒完全是自我膨胀；希特勒是破坏者，能令僵尸惊跳起的人，基督教与纳粹水火不相容无法调和。[28]1937年3月8日比乌斯十二世会见美国大使时私下称希特勒是个不可信赖的流氓，而且是邪恶的人。1938年他给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函中解释他为何反纳粹政权，原因之一是纳粹的反宗教自由，完全缺乏诚信，与纳粹完全不可能进行政治妥协或达成协议。[29]正由于比乌斯12世的上述言论，1939年3月12日比乌斯十二世当选教皇加冕仪式欧洲国家唯有德国未派代表出席。[30]
1939年9月8日在其第一份通谕（Summi Pontificalus）中，比乌斯十二世教皇明确谴责纳粹主义，明确反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呼吁和平。在整个二战期间教皇一直为犹太人呼吁，当得知纳粹在波兰屠杀犹太人后，他敦促欧洲的主教们尽一切能力拯救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1940年1月19日在凡蒂岗电台和报纸上教皇撰文称纳粹是野蛮的暴政。在1940年复活节比乌斯十二世教皇公开谴责纳粹轰炸不设防的平民；1940年5月11日公开谴责纳粹侵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42年6月日他公开反对在纳粹法国占领区群体驱逐犹太人，并下令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帮助犹太人。[31] 1941年和1942年教皇圣诞演说重申了这些主题。
综上可见，比乌斯12世教皇始终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对纳粹政权始终深怀敌意，不但屡屡公开谴责纳粹主义，而且在实践中尽其所能尽力保护了数十万犹太人的生命。
法西斯意大利迫害犹太人
1938年7月15日在墨索里尼指导下，法西斯教授们签发《种族宣言》，称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意大利人是纯种雅利安人；禁止犹太人在学校和大学里任教，而1930年意大利大学教授8%是犹太人。比乌斯六世教皇的回应是直接聘任了好些着名犹太教授到凡蒂岗图书馆。他亲自过问确保为那些被迫解职的犹太教授学者有必要的移民文件，以便移民巴勒斯坦和美国。1938年9月日墨索里尼政府颁布第一个反犹太人的法律，模仿德国纳粹纽伦堡宣言，解聘犹太人教师教授，驱逐犹太人的孩子出学校，犹太人从大学公务和军队及其他公共生活中被驱逐。比乌斯教皇多次公开谴责墨索里尼的反犹太教立法。1938年9月6日临死前一个月，比乌斯六世教皇接待一群比利时朝圣者时说，反犹太是仇恨运动，我们基督徒决不能参与。并含泪说反犹太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在精神层面我们全部都是犹太教徒。[32]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教皇持续谴责纳粹政权及其反犹太政策。1938年11月日在纳粹摧毁数百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的商店后，比乌斯教皇谴责纳粹暴行，并指示红衣大主教Michael Fallhaber亦公开谴责纳粹。他要求美国和加拿大天主教帮助被德国驱逐的犹太学者，教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里寻找教职。1939年1月24日他对凡蒂岗外国使团说要大使们尽可能为被德意种族迫害的犹太人签证。他还亲自秘密准备了一份书面训谕，让美国耶苏会牧师约翰草拟，约翰将第一稿交给Wladimir Ledochowski修改，但由于比乌斯于1939年2月10日突然去世，未及公开发表。[33]
罗马教庭处置纳粹希特勒的策略
罗马天主教确实始终未将希特勒及其高级官员革除教籍，但这主要基于现实的考虑而非教皇容忍或纵容纳粹。历史上将暴君革除教会不乏前例，但均受到被革除的暴君的疯狂报复。例如：1324年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将德国巴伐利亚民选皇帝路易四世革出教会，并号召各君主和贵族反抗路易，结果路易率兵进军罗马，赶走教皇自封为神圣罗马皇帝，而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则死于流亡地。 1570年比乌斯五世教皇将英国伊丽莎白女皇革出教会，结果对天主教造成大灾难；英国圣公教会从此独立于罗马天主教自立门户，数百名天主教徒被屠杀，而大量英国天主教徒仍然忠于女皇，维多利亚女皇则巩固了她的权力。[34] 1809年被教皇革除教会的拿破伦派兵包围罗马凡蒂岗，逮捕比乌斯七世教皇强行押出罗马关押了五整年，由1400名士兵看守软禁，因为他曾谴责拿破伦封锁英国并将拿破伦开除出教会。1848年11月日比乌斯四世教皇逃出罗马，14个月后才回到罗马。19世纪末莱克斯八世教皇亦曾被迫短期流亡。[35]希特勒曾计划攻击凡蒂岗，绑架教皇。德国驻凡蒂岗大使（Ernst von Weizsacker）写道他听闻希特勒计划绑架比乌斯十二世教皇，他反复告诫凡蒂岗官员不要惹恼柏林。
天主教会拯救的犹太人比所有其他教会，宗教团体和拯救组织的总和还多。二战中欧洲80%的犹太人被消灭，意大利的40000名犹太人有85%获救。[36] 1943年10月16日凌晨5点30分，大批盖世太保在罗马挨家逮捕仍在睡梦中的犹太人，结果当天1259人（包括896名妇孺）关入死亡列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周后全部被杀害。1943年10月日至1944年6月日盟军解放期间，德国人又陆续逮捕和屠杀了2091名意大利犹太人。自1943年10月始，比乌斯教皇要求意大利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保护犹太人，在德军占领期间罗马155个修道院共庇护了约5000名犹太人。另在教皇的夏宫（Castel Gandolfo）庇护了3000馀名犹太人。60名意大利犹太人在苏会士格利高里大学生活了9个月，许多犹太人在Pontifical圣经研究院避难。比乌斯教皇亲自允许477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凡蒂岗城内避难。另有4238名犹太人在罗马城内无数教堂内避难。大屠杀研究专家也是受害人的 Tagliaazzo经研究证实热那亚红衣主教Boetto至少救了800名犹太人。Assisi主教救了300名犹太人，许多其他着名的教会领导人，包括数名红衣主教，两名未来的教皇救助和庇护了大量犹太人。
教皇还令各国天主教会尽力救助犹太人。匈牙利Tiber Baranski在大屠杀期间救助了3000馀名犹太人，他证实他们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苏军占领匈牙利后即逮捕他，后来在匈牙利1956年起义后，他移民美国，1979年以色列因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贡献表璋他为“正义绅士”。“我确实是按照比乌斯教皇的指令行事”他说。
1955年一个以色列代表团找到Giovanni Montini大主教，拟奖励他在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工作，被大主教婉拒：“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我的责任，而且我只是按照圣父的命令行事”。1957年Angelo Roncalli红衣主教对以色列外交部对他成功救助数千名犹太人拟予奖励，他亦作了相似的回答。许多意大利天主教徒因帮助犹太人被纳粹逮捕，其中有些人被杀害。
[1]郭国汀(Thomas G.Guo)，海事和人权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与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 《现代提单》；《油污和碰撞责任》；《国际贸易法》；《项目融资》；《国际海事海商法》；《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 条款中译》；《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精选）；《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基督教与人类文明》等专译着。
[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56.
[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3.
[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5.
[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7]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8]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8-679。
[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1.
[1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0。
[11]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4。
[1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5。
[13]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4。
[14]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13.作者是犹太教拉比，那不勒斯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和政治科学教授。
[1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1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2。
[17]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7。
[18] Hitler had decided to distance the party from religion. Hitler vonoed to keep the Nazis out of all religious issues forall time to come. See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77。
[19] Robert Rogal, The Catholic Marty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World History ( New York, Croosroad Publishing Co.2000) p.194.
[20]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3。
[21]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4。
[22]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1。
[23] Rabbi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89.
[24]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5]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9
[26] Brian Moynahan,The Fait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Doubleday New York, London 2002, p.688
[27]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3.
[28]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5.
[29]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66.
[30]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0.
[31]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4.
[32]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40.
[33]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41.
[34]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8.
[35] David G.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Publishing 2005).p.76.
[36] Ronald J. Rychlak, Gold hagan v. Pius XII, First Things, June/July 2000, p.43.
Sunday, October 10, 2010
预定论：理性化的非理性根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在中国流行起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韦伯的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运用了一种精确而严谨的社会学方法，在丰富的数据和材料的支持下，清晰有力地展示出一种注重历史连续性、从精神（主要是宗教）传统中挖掘现代性根源的思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在于，韦伯的整个思路，对长期统治着意识形态和学界主流思想的唯物史观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它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并驳斥了后者的机械化和简单化。这两点意义，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中国大陆来说，自然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力。韦伯的影响，一则见于学科建制。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本来就表现为自然科学的模式、手段、方法和概念向人文领域的全面渗透，而韦伯的“价值中立”则为这种渗透的可能性提供了说明：如果人文学者能够做到价值中立，那么社会学科就可以具有同自然学科相媲美的科学性。80年代以后，中国的各种社会科学，便也在同样的信念之上建构起来；韦伯带来的更重要的影响，当然是对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的反思。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与经济决定论争锋相对的“韦伯命题”在丰富的数据材料、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武装下，显示出极强的说服力，这一点，对于当时急切渴望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学者来说，俨然是雪中送炭。
然而到了现在，韦伯的以上两大意义已经暴露出自己的问题。首先，过于严格的学科分类导致社会科学丧失了自己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愈发难以辨认。其实，把韦伯这位思想家简单地定位为“社会学家”，本身就体现出一种误解，甚至有错失韦伯问题的根本所在的嫌疑。国内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认为，韦伯的《新教论路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方法论”，理解韦伯就是理解社会学方法，殊不知韦伯对于所谓的社会学方法不过是一种适逢时遇的运用，其著作根本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中表达出的对那些宏大思想问题的看法，而这一点当然需要深厚的人文功底（哲学、宗教）。试问，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工作者，有几个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思想家？其次，虽然韦伯对于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文化决定论者”或者持有“唯心史观”。事实上，韦伯在讨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从来没有进行一种因果性的论证，而是试图进行一种关系性的阐发，关于这一点，韦伯在他的著作中曾有过明确的强调。中国学者容易忽视这一强调，多半是出于一种雪中求炭的心理状态。虽然从历史和时代的处境着眼，这种心理也实在无可厚非，但是想要真正理解韦伯，挖掘出韦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首先走出唯物和唯心二分的思想框架，以便忠实于韦伯的思路。我认为就其本身而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所以重要，既不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再于它对唯物史观的有力反驳，而在它对现代性的特征和根源展开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性考察。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梳理这一考察的思路，并提出笔者对这一考察之意义的理解。
一， 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力量
韦伯开篇就点明了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
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现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在韦伯看来，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就是条理化、系统化、专业化和科学化。韦伯指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理性精神，但是成系统的全面理性化进程，则只发生在近现代的西方，它广泛体现在科学、法律、艺术、政治组织等各个社会领域中，而它最为集中和重要的体现，则发生在经济领域，其后果正是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经济模式。韦伯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定义为“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它的特征在于预期性的资本核算，对自由劳动和生产资料进行理性的组织与安排，以及极端节制的消费。资本主义既然是社会全面理性化的最集中的体现，那么，想要探索全面理性化的起源问题，自然应该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起步。但是韦伯说，
……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韦伯强调，他所追问的问题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的区别究竟何在？我们在前面说，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是社会全面理性化的分支，而作为这种理性化经济的资本主义，其区别于其他经济模式的特征，不恰恰是它运用了一种新的劳动组织方式吗？要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要解释的，不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组织模式的起源吗？确实，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单纯讨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一种纯粹经济学的解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然而，正如韦伯所指出的，
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ethos）。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由此可见，韦伯既无意于进行一种经济学的解释，也不否认这种解释的有效性。他只是指出，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方面，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资本主义的诞生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但是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它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成员身上得到现实的执行，从而社会成员的“能力和气质”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理性的经济行为必须得到与之相应的一种精神气质的配合，否则将会遭遇“内在的阻滞”；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进程，本身也能够在该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精神气质中得到某种发生学的解释。韦伯指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他把能够影响人们的精神气质的宗教力量和经济因素并列起来，认为二者都能够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做出说明，并指出这本书的任务在于挖掘宗教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此，显而易见的是，韦伯的思路和那种把经济生活的变化完全归结于宗教力量的因果论的解释，是完全不相干的。
如果把现代西方的经济生活模式、与之相配合的现代西方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贯穿于二者
的理性化力量合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话，那么，韦伯的问题实际上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溯源于宗教力量的影响？
二， 问题的展开：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定论
我们把韦伯的问题归结于：从宗教的线索出发，讨论现代西方人的精神气质、现代西方
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以及贯穿二者的全面理性化之间的关系。韦伯首先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为了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我们就不得不讨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别，以便回答，何以是新教（特别是新教的某些派别）而不是天主教或者其他宗教派别，能够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亲和关系？
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同时，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在韦伯看来，正是新教改革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新的宗教力量，以及由此塑造的新的精神气质，催生了作为现代西方世界之特征的种种因素的成形。因而，讲新教区别于天主教的特征，就是讲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西方历史。15、16世纪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在经济模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的差别，同中世纪欧洲与近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和精神气质的差别，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就是从新教改革的线索出发，对西方现代性之起源进行一番历史性的考察。
那么，新教究竟给西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参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孕育和发展？对此的讨论，韦伯分两个步骤来进行：（1）路德的天职观，（2）加尔文的预定论。
路德的天职观。韦伯指出，职业（Beruf）这个词本身就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他说，“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 就表达其中的宗教含义而言，英译的calling和中译“天职”都是非常恰当的。韦伯承认，对于世俗事务的肯定评价，在中世纪也是存在的，但是新教的天职观念和天主教对于世俗活动的肯定评价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为了说明这一点，韦伯引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来进行对比：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世俗的活动是肉体的事情，尽管它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世俗活动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是，世俗活动本身，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在中世纪，世俗活动基本上与信仰无关，人们的宗教性生活更多地体现在宗教仪式中，而出世的修道生活，则是荣耀上帝的最好的方式。然而，在路德看来，“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 也就是说，在路德这里，世俗职业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生活必须而在“道德上中立”的活动，它取代了出世的修道生活，成为宗教生活的主体。韦伯指出，“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中世纪对于世俗活动的肯定评价是一种消极肯定，而在路德这里则变成了积极肯定，世俗活动被正式接纳为宗教生活的合法形式。
尽管如此，路德的天职观念离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精神气质还相距遥远，同时也很难说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职业观念和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起关键作用的理性化进程有什么内在联系。路德肯定了职业，但是并不肯定对物质利益的直接追求，他认为“追求超出个人需要的物质利益，必然显示出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并且很明显，物质利益只有牺牲他人利益才能获得，所以要受到直接的谴责”。 韦伯提到路德多次反对高利贷或利息，说明他对经济生活的态度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相去甚远。因此，韦伯在充分肯定路德天职观的革命性意义之后指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样一些教派，其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
加尔文的预定论。在韦伯看来，加尔文宗就是这样的教派，较之路德宗，加尔文宗的教理及其后果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直接。那么，加尔文宗的教理如何能够和那段富兰克林的著名引文相互亲和？韦伯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以及由此导致的入世禁欲主义。
预定论和非预定论之间的争论，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初就开始了，但自从新教革命，对预定论的认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和加尔文一样，路德也“毫不怀疑地认为上帝的秘示是他得以受到宗教恩赐的唯一的、也是终极的源泉”， 然而在这一点上，路德和加尔文具有深刻的差别。韦伯指出，路德的思想主要来自于他的宗教经验，因此他不可能彻底无视自己在信仰挣扎中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真实后果。在这种鲜活的信仰经验中，“唯独救恩论”难免要打上折扣。而加尔文的神学则完全“出于他自己思想的逻辑需要。因而，随着这一宗教思想的逻辑一致性的不断增强，这一教令（预定论）的重要性也因而得到不断发展”。 这种后果是很自然的，因为预定论本身就是基督教逻辑的必然结果。作为严格的一神教，坚持全知全能的上帝观，基督教必然要把预定论作为自己最彻底和最连贯一致的表达。实际上任何为自由意志和非预定性所做的辩护，都是经不起逻辑的严格考验的，因为任何非预定论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上帝的全知全能。
韦伯列举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教义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加尔文宗表达出了一种最为严格的预定论思想。它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预定了人类的救赎和惩罚，而整个世界的创造、人类历史及其终结不过是对这一预定的实现。而且，它坚持任何人都不能揣测上帝的意志，在末日审判之前，人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韦伯认为，这种教义是“极端的非人性的”，然而正因为这样，它给“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 这种孤独感是新教改革、预定论的产物，是中世纪所没有的，因为它来自于对信仰的“外在支柱”的摧毁，也就是韦伯讲的，“把魔力（ magic ）从世界中排除出去”。 韦伯非常恰当地指出，新教只不过是使基督教的“除魔”进程“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而已， 事实上，在一开始，基督教就是以除魔者的身份进入西方世界的。与希腊罗马的宗教体系相比，基督教是一种理性宗教，排斥神话、巫术和魔法。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讨论应该如何处理介于人神之间的“精灵”，就是基督教最早的除魔工作，其结论是任何非上帝的存在都不是人所应该崇拜的，而宗教仪式的意义，仅仅在于表达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然而，中世纪天主教的体制化，导致除魔者制造了新的尘世之魔——教会。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充当了人神的中介，正如巫术与精灵曾经是人神的中介一样。新教指责天主教制造了很多圣经上找不到根据的“额外信仰”，如赎罪券、圣功库等，要求恢复人和上帝的直接关系，破除自以为具有尘世权威的教会的信仰垄断。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彻底完成了基督教的除魔使命。正如韦伯所说，预定论排除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构成了与天主教的绝对决定性的区别”。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新教的除魔无异于拆毁了信仰的尘世共同体，把人们逼入直接面对上帝的绝对孤独。当然，新教各派也有自己的教会，但是从理论上讲，严格说来真正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上帝所预定的选民们所组成的看不见的教会，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这个教会的成员。韦伯指出，这种“空前的孤独”是新教除魔的最终后果，也是现代人精神气质的重要特征。
在一个被彻底除魔了的世界中，“不仅不可能通过魔力获得恩宠，而且任何方法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于处在一个把灵魂得救看成人生头等大事的时代的人们来说，自己究竟是否被拣选，是否获得恩宠，“这个问题或早或晚会出现在每一个信徒面前，从而使一切其他兴趣都黯然失色”。 然而预定论的教义又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在生前洞察到上帝预定的安排，这就使得人们始终处于一种信仰的焦虑状态。和前面谈到的孤独一样，这种焦虑也是新教改革的产物，是中世纪的西方所没有的。在中世纪，严格的预定论并没有占据统治性的地位，人们普遍相信的是一种善恶报应的非预定论。天主教信徒会认为，尘世行为可以真实地影响人的死后归宿，只要没有穷尽今生行善行恶的可能性，那么灵魂在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就是不确定的。而且。赎罪券和圣功库能够帮助人们洗涤罪行，而教会和圣事可以帮助消除缺乏信心的疑虑心理。但是这些事物，在信仰预定论的新教世界都消失了。人们明知永恒的命运已经得到安排，却又无法知道结局；加尔文甚至反对从人们的行为举止来推断他们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企图探求上帝的秘密的行为”。 但是，韦伯指出，广大的一般民众不可能始终生活在这种不知道灵魂归宿的焦虑之中，他们需要一种手段来确知自己的得救状态，至少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就是获得恩宠的选民。
因此，问题很自然地转变为，加尔文宗的信徒如何判断选民的身份？韦伯说，答案就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的荣耀的基督徒行为”。 虽然人们无法知道究竟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增添上帝的荣耀，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最起码应该是一种善行。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善行对于获得拯救仍然是无用的，但真正的信徒却需要善行作为得救的符号。从表面上看，新教和天主教虽从不同的思路出发，却都达到了肯定善行的结论，但是在实际上，二者对于善行的态度具有非常巨大的区别。天主教因为不讲严格的预定论，而是相信此世的善恶在彼岸的报应，所以其信徒的善行表现为偶然的、不成体系的、在量上面逐渐积累的；而新教的表现却与此相反，因为加尔文宗对预定论的强调，使得每个人已被事先定好是不是选民，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所以，那些相信自己得救的人们就理应过一种近乎完美的神圣生活，其善行必须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体系，若是出现任何不完美的环节或者事故，都将动摇他对选民身份的确信。而想要坚持连贯一致的善行，使得人生成为一个善行的体系，就需要将生活彻底地理性化。“圣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现世的生活是彻底理性化的，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的支配”。 韦伯至此已经向我们指出，现代西方的全面理性化进程能够在预定论所造成的信仰焦虑中找到力量的源泉。面临着天堂和地狱的分野，得救的渴望激发出来的动力是惊人的，只有从这种狂热的信仰力量出发，才能够解释西方人何以能够将他们的体力和脑力运用到极致，来推动理性化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彻底渗透。
韦伯指出，这种唯一的目标在于上帝的荣耀和得救的确信，彻底理性化、连贯一致地坚持善行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和中世纪修道院的出世禁欲主义不同，新教造就的是入世的禁欲主义。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的预定论都对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产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所谓新教伦理，就是指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它一方面要求生活的全面理性化，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在尘世中寻找足以确信自己得救的符号。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能够将生活变成一个完全理性化的善行系统，这本身就是选民身份的最有说服力的符号。
三， 结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最终要说明的是，以理性化为特征的入世苦行的新教伦理，作为宗教改革时代人们的总体性的精神气质，和当时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亲和的。一旦我们澄清了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亲和性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了。资本家并非一些贪得无厌地追逐财富、然后为了满足欲望而无度挥霍的人，相反，他们理性地组织经济生活，极有效率地积累财富，同时在个人消费方面实行的极端的禁欲主义。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是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
至此，韦伯便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时代成功的资本家往往是新教徒；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换成，为什么新教徒的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干力量？这是因为，对于新教徒资本家来说，整个理性化的经济生活是他用以确信自己的选民身份的符号。由信仰的力量所激发起来的理性化进程，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对个人消费的极端节制又保证了理性化经济活动的财富的飞速增长，最终的后果就是资本的积累。
新教伦理所造成的影响，在经济领域如此，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是同样。因此，韦伯从宗教改革这条线索出发，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找到了一种解释的角度：宗教变革造成了西方人的信仰处境和精神气质的变化，作为其后果，一种的全面理性化和入世修行的生活方式被建立起来，而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种种变化都可以从中寻找根源。而韦伯的解释和启蒙理性主义的解释之最大的不同，莫过于韦伯揭示出现代理性的非理性根源，揭示出现代西方的全面理性化进程，在根源上是出于一种对新教的“极端非人性”的预定论教义所造成的信仰处境的回应。在韦伯为西方的现代化历史所描绘的新的图景中，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重新进行考虑，比如工具理性、蜕变为纯粹经济冲动的天职观念、失去了“宗教之根”的资本主义铁笼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韦伯只是稍稍提及，并未加以展开；本文也不可能于此多言，因为本文的目的只希望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进行忠实的梳理。但是，笔者始终认为，接过韦伯的课题往下研究，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要的。
然而到了现在，韦伯的以上两大意义已经暴露出自己的问题。首先，过于严格的学科分类导致社会科学丧失了自己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愈发难以辨认。其实，把韦伯这位思想家简单地定位为“社会学家”，本身就体现出一种误解，甚至有错失韦伯问题的根本所在的嫌疑。国内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认为，韦伯的《新教论路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方法论”，理解韦伯就是理解社会学方法，殊不知韦伯对于所谓的社会学方法不过是一种适逢时遇的运用，其著作根本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中表达出的对那些宏大思想问题的看法，而这一点当然需要深厚的人文功底（哲学、宗教）。试问，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工作者，有几个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思想家？其次，虽然韦伯对于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文化决定论者”或者持有“唯心史观”。事实上，韦伯在讨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从来没有进行一种因果性的论证，而是试图进行一种关系性的阐发，关于这一点，韦伯在他的著作中曾有过明确的强调。中国学者容易忽视这一强调，多半是出于一种雪中求炭的心理状态。虽然从历史和时代的处境着眼，这种心理也实在无可厚非，但是想要真正理解韦伯，挖掘出韦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首先走出唯物和唯心二分的思想框架，以便忠实于韦伯的思路。我认为就其本身而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所以重要，既不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再于它对唯物史观的有力反驳，而在它对现代性的特征和根源展开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性考察。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梳理这一考察的思路，并提出笔者对这一考察之意义的理解。
一， 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力量
韦伯开篇就点明了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
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现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在韦伯看来，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就是条理化、系统化、专业化和科学化。韦伯指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理性精神，但是成系统的全面理性化进程，则只发生在近现代的西方，它广泛体现在科学、法律、艺术、政治组织等各个社会领域中，而它最为集中和重要的体现，则发生在经济领域，其后果正是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经济模式。韦伯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定义为“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它的特征在于预期性的资本核算，对自由劳动和生产资料进行理性的组织与安排，以及极端节制的消费。资本主义既然是社会全面理性化的最集中的体现，那么，想要探索全面理性化的起源问题，自然应该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起步。但是韦伯说，
……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韦伯强调，他所追问的问题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的区别究竟何在？我们在前面说，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是社会全面理性化的分支，而作为这种理性化经济的资本主义，其区别于其他经济模式的特征，不恰恰是它运用了一种新的劳动组织方式吗？要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要解释的，不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组织模式的起源吗？确实，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单纯讨论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一种纯粹经济学的解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然而，正如韦伯所指出的，
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ethos）。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由此可见，韦伯既无意于进行一种经济学的解释，也不否认这种解释的有效性。他只是指出，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方面，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资本主义的诞生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但是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它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成员身上得到现实的执行，从而社会成员的“能力和气质”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理性的经济行为必须得到与之相应的一种精神气质的配合，否则将会遭遇“内在的阻滞”；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进程，本身也能够在该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精神气质中得到某种发生学的解释。韦伯指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他把能够影响人们的精神气质的宗教力量和经济因素并列起来，认为二者都能够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做出说明，并指出这本书的任务在于挖掘宗教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此，显而易见的是，韦伯的思路和那种把经济生活的变化完全归结于宗教力量的因果论的解释，是完全不相干的。
如果把现代西方的经济生活模式、与之相配合的现代西方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贯穿于二者
的理性化力量合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话，那么，韦伯的问题实际上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溯源于宗教力量的影响？
二， 问题的展开：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定论
我们把韦伯的问题归结于：从宗教的线索出发，讨论现代西方人的精神气质、现代西方
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以及贯穿二者的全面理性化之间的关系。韦伯首先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为了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我们就不得不讨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别，以便回答，何以是新教（特别是新教的某些派别）而不是天主教或者其他宗教派别，能够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亲和关系？
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同时，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在韦伯看来，正是新教改革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新的宗教力量，以及由此塑造的新的精神气质，催生了作为现代西方世界之特征的种种因素的成形。因而，讲新教区别于天主教的特征，就是讲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西方历史。15、16世纪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在经济模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的差别，同中世纪欧洲与近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和精神气质的差别，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就是从新教改革的线索出发，对西方现代性之起源进行一番历史性的考察。
那么，新教究竟给西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参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孕育和发展？对此的讨论，韦伯分两个步骤来进行：（1）路德的天职观，（2）加尔文的预定论。
路德的天职观。韦伯指出，职业（Beruf）这个词本身就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他说，“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 就表达其中的宗教含义而言，英译的calling和中译“天职”都是非常恰当的。韦伯承认，对于世俗事务的肯定评价，在中世纪也是存在的，但是新教的天职观念和天主教对于世俗活动的肯定评价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为了说明这一点，韦伯引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来进行对比：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世俗的活动是肉体的事情，尽管它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世俗活动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是，世俗活动本身，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在中世纪，世俗活动基本上与信仰无关，人们的宗教性生活更多地体现在宗教仪式中，而出世的修道生活，则是荣耀上帝的最好的方式。然而，在路德看来，“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 也就是说，在路德这里，世俗职业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生活必须而在“道德上中立”的活动，它取代了出世的修道生活，成为宗教生活的主体。韦伯指出，“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中世纪对于世俗活动的肯定评价是一种消极肯定，而在路德这里则变成了积极肯定，世俗活动被正式接纳为宗教生活的合法形式。
尽管如此，路德的天职观念离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精神气质还相距遥远，同时也很难说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职业观念和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起关键作用的理性化进程有什么内在联系。路德肯定了职业，但是并不肯定对物质利益的直接追求，他认为“追求超出个人需要的物质利益，必然显示出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并且很明显，物质利益只有牺牲他人利益才能获得，所以要受到直接的谴责”。 韦伯提到路德多次反对高利贷或利息，说明他对经济生活的态度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相去甚远。因此，韦伯在充分肯定路德天职观的革命性意义之后指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样一些教派，其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
加尔文的预定论。在韦伯看来，加尔文宗就是这样的教派，较之路德宗，加尔文宗的教理及其后果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直接。那么，加尔文宗的教理如何能够和那段富兰克林的著名引文相互亲和？韦伯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以及由此导致的入世禁欲主义。
预定论和非预定论之间的争论，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初就开始了，但自从新教革命，对预定论的认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和加尔文一样，路德也“毫不怀疑地认为上帝的秘示是他得以受到宗教恩赐的唯一的、也是终极的源泉”， 然而在这一点上，路德和加尔文具有深刻的差别。韦伯指出，路德的思想主要来自于他的宗教经验，因此他不可能彻底无视自己在信仰挣扎中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真实后果。在这种鲜活的信仰经验中，“唯独救恩论”难免要打上折扣。而加尔文的神学则完全“出于他自己思想的逻辑需要。因而，随着这一宗教思想的逻辑一致性的不断增强，这一教令（预定论）的重要性也因而得到不断发展”。 这种后果是很自然的，因为预定论本身就是基督教逻辑的必然结果。作为严格的一神教，坚持全知全能的上帝观，基督教必然要把预定论作为自己最彻底和最连贯一致的表达。实际上任何为自由意志和非预定性所做的辩护，都是经不起逻辑的严格考验的，因为任何非预定论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上帝的全知全能。
韦伯列举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教义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加尔文宗表达出了一种最为严格的预定论思想。它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预定了人类的救赎和惩罚，而整个世界的创造、人类历史及其终结不过是对这一预定的实现。而且，它坚持任何人都不能揣测上帝的意志，在末日审判之前，人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韦伯认为，这种教义是“极端的非人性的”，然而正因为这样，它给“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 这种孤独感是新教改革、预定论的产物，是中世纪所没有的，因为它来自于对信仰的“外在支柱”的摧毁，也就是韦伯讲的，“把魔力（ magic ）从世界中排除出去”。 韦伯非常恰当地指出，新教只不过是使基督教的“除魔”进程“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而已， 事实上，在一开始，基督教就是以除魔者的身份进入西方世界的。与希腊罗马的宗教体系相比，基督教是一种理性宗教，排斥神话、巫术和魔法。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讨论应该如何处理介于人神之间的“精灵”，就是基督教最早的除魔工作，其结论是任何非上帝的存在都不是人所应该崇拜的，而宗教仪式的意义，仅仅在于表达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然而，中世纪天主教的体制化，导致除魔者制造了新的尘世之魔——教会。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充当了人神的中介，正如巫术与精灵曾经是人神的中介一样。新教指责天主教制造了很多圣经上找不到根据的“额外信仰”，如赎罪券、圣功库等，要求恢复人和上帝的直接关系，破除自以为具有尘世权威的教会的信仰垄断。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彻底完成了基督教的除魔使命。正如韦伯所说，预定论排除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构成了与天主教的绝对决定性的区别”。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新教的除魔无异于拆毁了信仰的尘世共同体，把人们逼入直接面对上帝的绝对孤独。当然，新教各派也有自己的教会，但是从理论上讲，严格说来真正的教会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上帝所预定的选民们所组成的看不见的教会，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这个教会的成员。韦伯指出，这种“空前的孤独”是新教除魔的最终后果，也是现代人精神气质的重要特征。
在一个被彻底除魔了的世界中，“不仅不可能通过魔力获得恩宠，而且任何方法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于处在一个把灵魂得救看成人生头等大事的时代的人们来说，自己究竟是否被拣选，是否获得恩宠，“这个问题或早或晚会出现在每一个信徒面前，从而使一切其他兴趣都黯然失色”。 然而预定论的教义又坚持认为，没有人能够在生前洞察到上帝预定的安排，这就使得人们始终处于一种信仰的焦虑状态。和前面谈到的孤独一样，这种焦虑也是新教改革的产物，是中世纪的西方所没有的。在中世纪，严格的预定论并没有占据统治性的地位，人们普遍相信的是一种善恶报应的非预定论。天主教信徒会认为，尘世行为可以真实地影响人的死后归宿，只要没有穷尽今生行善行恶的可能性，那么灵魂在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就是不确定的。而且。赎罪券和圣功库能够帮助人们洗涤罪行，而教会和圣事可以帮助消除缺乏信心的疑虑心理。但是这些事物，在信仰预定论的新教世界都消失了。人们明知永恒的命运已经得到安排，却又无法知道结局；加尔文甚至反对从人们的行为举止来推断他们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企图探求上帝的秘密的行为”。 但是，韦伯指出，广大的一般民众不可能始终生活在这种不知道灵魂归宿的焦虑之中，他们需要一种手段来确知自己的得救状态，至少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就是获得恩宠的选民。
因此，问题很自然地转变为，加尔文宗的信徒如何判断选民的身份？韦伯说，答案就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的荣耀的基督徒行为”。 虽然人们无法知道究竟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增添上帝的荣耀，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最起码应该是一种善行。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善行对于获得拯救仍然是无用的，但真正的信徒却需要善行作为得救的符号。从表面上看，新教和天主教虽从不同的思路出发，却都达到了肯定善行的结论，但是在实际上，二者对于善行的态度具有非常巨大的区别。天主教因为不讲严格的预定论，而是相信此世的善恶在彼岸的报应，所以其信徒的善行表现为偶然的、不成体系的、在量上面逐渐积累的；而新教的表现却与此相反，因为加尔文宗对预定论的强调，使得每个人已被事先定好是不是选民，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所以，那些相信自己得救的人们就理应过一种近乎完美的神圣生活，其善行必须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体系，若是出现任何不完美的环节或者事故，都将动摇他对选民身份的确信。而想要坚持连贯一致的善行，使得人生成为一个善行的体系，就需要将生活彻底地理性化。“圣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现世的生活是彻底理性化的，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的支配”。 韦伯至此已经向我们指出，现代西方的全面理性化进程能够在预定论所造成的信仰焦虑中找到力量的源泉。面临着天堂和地狱的分野，得救的渴望激发出来的动力是惊人的，只有从这种狂热的信仰力量出发，才能够解释西方人何以能够将他们的体力和脑力运用到极致，来推动理性化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彻底渗透。
韦伯指出，这种唯一的目标在于上帝的荣耀和得救的确信，彻底理性化、连贯一致地坚持善行的生活态度，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和中世纪修道院的出世禁欲主义不同，新教造就的是入世的禁欲主义。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的预定论都对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产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所谓新教伦理，就是指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它一方面要求生活的全面理性化，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在尘世中寻找足以确信自己得救的符号。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能够将生活变成一个完全理性化的善行系统，这本身就是选民身份的最有说服力的符号。
三， 结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最终要说明的是，以理性化为特征的入世苦行的新教伦理，作为宗教改革时代人们的总体性的精神气质，和当时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亲和的。一旦我们澄清了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亲和性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了。资本家并非一些贪得无厌地追逐财富、然后为了满足欲望而无度挥霍的人，相反，他们理性地组织经济生活，极有效率地积累财富，同时在个人消费方面实行的极端的禁欲主义。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是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
至此，韦伯便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时代成功的资本家往往是新教徒；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换成，为什么新教徒的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干力量？这是因为，对于新教徒资本家来说，整个理性化的经济生活是他用以确信自己的选民身份的符号。由信仰的力量所激发起来的理性化进程，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对个人消费的极端节制又保证了理性化经济活动的财富的飞速增长，最终的后果就是资本的积累。
新教伦理所造成的影响，在经济领域如此，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是同样。因此，韦伯从宗教改革这条线索出发，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独特性找到了一种解释的角度：宗教变革造成了西方人的信仰处境和精神气质的变化，作为其后果，一种的全面理性化和入世修行的生活方式被建立起来，而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种种变化都可以从中寻找根源。而韦伯的解释和启蒙理性主义的解释之最大的不同，莫过于韦伯揭示出现代理性的非理性根源，揭示出现代西方的全面理性化进程，在根源上是出于一种对新教的“极端非人性”的预定论教义所造成的信仰处境的回应。在韦伯为西方的现代化历史所描绘的新的图景中，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重新进行考虑，比如工具理性、蜕变为纯粹经济冲动的天职观念、失去了“宗教之根”的资本主义铁笼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韦伯只是稍稍提及，并未加以展开；本文也不可能于此多言，因为本文的目的只希望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进行忠实的梳理。但是，笔者始终认为，接过韦伯的课题往下研究，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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